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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中内部人控制问题 　　近20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1）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推动企业走向市场；（2）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明确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促使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3）贯彻《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划分政府与企业的事权，推动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政府转变职能，进而推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贯穿于这三个阶段的一个改革思路是“放权让利”，通过“放权让利”将剩余索取权和经营决策权从政府转移给企业，这对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和发挥他们的信息优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原有的企业管理体制是一个严密（但不一定有效）的系统，“放权让利”的结果是使企业的监督成本迅速上升，政府难以对企业实施有效的监督，企业经理人员（或者与工人合谋）实际占有的剩余份额远远超过政策上规定和统计上显示的份额。这种事实上的占有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和分配格局的变化，是经济学上典型的内部人控制。 　　内部人控制是现代企业资产经营管理中的一个问题，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所有者与经营者相分离，企业经营者（有时还包括企业职工）利用现代公司制度特征和其拥有的信息垄断优势在有利于本身利益的前提下利用和控制所有者资产。在一个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中，所有者当然也能对经营者实施有效的控制，但如果出现信息拥有不对称等情况的话，所有者作为外部人对经营者（作为内部人）的有效控制就难以实施，这种现象的出现，就意味着内部人对企业有了相当程度的控制。经济学家们研究了上述与现代企业中所有者、经营者相分离的情况相伴随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内部人控制是指在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里，经理人员事实上或法律上掌握了公司的控制权，他们的利益在公司的战略决策中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而且这种控制往往通过经理人员与职工的共谋来实现的。回顾十几年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一个将经营决策权和剩余索取权从???央代理人（政府主管部门）再分配给企业内部成员（经理人员和职工）的渐进过程。在此过程中，内部人控制问题由此产生并发展起来。 　　内部人控制问题毕竟是公司制不成熟和不规范的产物，它的存在会给公司的规范运行和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弊端，正日益成为构建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重大障碍。这一点在我国表现得尤其突出：(1)过分地在职消费、公费吃喝、公费旅游、公费出国、不正当的住房奖励等。(2)信息披露不规范，既不及时，又不真实。财务关系透明度低，甚至“黑箱操作”。(3)短期行为。不是考虑企业的长期利益和发展，而是考虑眼前的成绩、地位和利益。(4)过度投资和耗用资产，使用资产的边际成本极低。(5)非法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6)抵制兼并或过度扩张。如果企业兼并或其他形式的重组损害了经营者的实际剩余索取权，抵制便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反之，则不仅赞成兼并，而且表现出过度的扩张倾向。(7)不顾小股东的利益。虽然内部人控制有利于调动经理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其创新自由度，但终究掩盖不了其对企业的长期发展的影响，它的存在必然会以损失企业的长久生命力和广大股东利益为代价。 　　 　　一、内部人控制问题分析 　　 　　根据上述内部人控制问题的现状及其表现，笔者认为其原因如下： 　　1、一般原因。人力资本的不可分离性。企业在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签订的合约。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可分离性，是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原因。首先，非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具有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成员提供保险的能力，而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不具有这种能力。而且，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承诺比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承诺值得信赖。因为，如果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不能兑现自己的承诺，其他人可以拿走其资本，甚至以毁灭相威胁。对比之下，如果人力资本所有者违约，其他人对他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其次，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意味着人力资本所有者容易“偷懒”，而非人力资本预期所有者的可分离性意味着非人力资本容易受到虐待。换言之，人力资本所有者不仅可以通过“偷懒”提高自己的效用，而且可以通过“虐待”非人力资本使自己收益。 　　信息不对称性。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内部经营者和外部所有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以及因此引起的对内部人监督的困难是内部成员事实上取得企业控制权的原因之一。经营者可以利用私人信息的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以谋求个人利益。经营者和所有者之间在缔约之前的信息问题叫逆向选择问题，指的是经营者知道自己的态度和能力，但所有者却不知道，而只知道他们总的分布。所有者和经营者在缔约后的信息问题叫道德风险问题，即经营者知道自己是否尽了力，是否在按所有者的利益谋划和决策，但所有者却并不知道，因为不可观察，不可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