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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思想中的冲突与紧张 　　【摘要】：韩非在重法的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治道思想体系，从而使君主掌握了驾驭臣下和治理国家的智慧和本领。然而在韩非思想内部存在着强调法的重要地位，就要限制君主权力；而君主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君主应当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的矛盾冲突贯穿韩非整个思想体系。韩非在强调法治的同时完全否定儒家的德治，这也是偏激片面的，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关键字】：韩非；治道；尊君；重法 　　 　　韩非在“法”“术”“势”的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治道体系，他为君主建立完善的法令制度，并使君主拥有了驾驭臣下的智慧和手段，从而能够达到“尊君”的最终目的。然而，在这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内，也体现了尊君和重法的冲突和紧张。韩非的重法的思想，在加强君权的同时，也限制、削弱了君权。任何法律都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它表现在君主的意志??客观上必须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人民所能忍受的程度，这样法律才能存在。法律是有官府公布和实施的，在形式上是要求所有的人都要遵守的。因此法律制定并公布之后，就脱离了立法者，与君权的无限膨胀相抵触。作为法律的制定者，它的欲望和要求是不断的变化着的。法律和君主的矛盾早就潜伏在两者之中。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晰的看到，这种矛盾是封建社会本身不能克服的，在此后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不断交织在一起。 　　 　　一、韩非思想中尊君与重法的冲突和紧张 　　 　　韩非所说的法，在表面上看来是治道的根本，是维护社会秩序、防备人民作乱的重要工具。法的建立应该具有普遍的制约性，一切人都不能超脱法律之外。然而法家的法是执行君主意志的体系，法对君主权力的制约是无力的，法只是君主手中的工具而已。韩非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1]，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虽然反复劝说君主应该依法行事，可从来也没有把君主置于法律之下。韩非认为君主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臣民都要完全听从君主的统治。君主的言行就是法。韩非采取一切办法加强君主的统治权力，君主集各种权力于一身，是国家的最高主宰。 　　韩非在以君主利益为核心的前提下主张法治，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君主的有效统治。法体现了一种有效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而为了保证君主的权力和地位，韩非认为君主一切手段都可以使用。虽然法是由君主制定并颁布实行的，而君主不在法的约束之内。法的制约性并不具有普遍性，法得以实行是以君主独立于法之外、法之上为前提的。因此，就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也正是以君主为首的特权阶层破坏法制，直接导致了尊君和重法的冲突。韩非说：“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1]君主凌驾于一切之上，根本不受法的约束。从根本上说，封建君主的人治和他建立法的目标是不相容的。 　　在韩非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存在法与君权的矛盾。而韩非的最终归宿是要维护君主的最高权威，没有强调用法来限制君权。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术”和“势”来弥补法治的不足，用以保卫君权，整治奸臣，统治国家。“势”和“术”是用来确保君主的绝对权威的，是由君主独享而不可示人的治道“利器”，是作为法治的补充，君主统驭群臣、查奸惩奸、治理人民的有效的手段。而在实际实行过程中，“术”和“势”是由君主独自掌握，往往是高于法治的，法永远要受君主个人意志的左右，并有可能造成乱政的后果，这也是重法和尊君的矛盾无法解决的根源。 　　韩非在追求君权独尊的同时，不自觉地走向了君主专制的道路。韩非把君主绝对的凸显出来，将君主以外的各种人都看作是君主需要防范、统治的对象和利用的工具。韩非提出：“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无或作恶，从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废私术，专意一行，具以待任”[1]。这就是要求臣民要完全服从君主的意志，不能有二心，顺从君主的所作所为，自己不能有任何的违背君主的想法和行为。这里虽然提到了要“奉公法”，公实质上是君主的个人利益和意志以“公德公论”的形式出现，依然是君权意志的绝对化。这与韩非的法：“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1]在法令容许的言行以外不能有其他的言行，法令真正实施的过程中却遭遇了君主与法的矛盾。韩非本来是要用法统治国家的，法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而单独把君主置于法之外，具有无上的权威，最终使法的客观公正性和普遍有效性成为君主主观意志的玩偶。 　　 　　二、韩非思想中法治与现代的法治的区别 　　 　　黄宗羲在《原法》中对古代的重法和尊君思想有过深刻地批判。他说：“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2]三代是法的分界线，他这样认为的根据是什么呢？“三代以上之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