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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非陶我在陶瓷国度的明星历程(连载之八) 　　文/穆罕默德?陶菲［孟加拉国］　安安［中国］ 　　 　　编者按：《陶非陶：我在陶瓷国度的明星历程》一书讲述了一位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和生活的经历和感受。他本人聪明、善良、多才多艺，是中国著名相声演员丁广泉的弟子。书中通过这位外国人在中国学习、恋爱、旅游、制陶、练习书法绘画、做沙雕、主持节目、唱京剧、演小品的感受，以及他对于中国的见解，使读者通过他的眼睛，印证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折射出现代中国的巨变，使更多的外国人了解到中国当今必威体育精装版的发展进程，向全世界人民传递出中国开放与包容的态度。 　　 　　在北京语言大学的日子里，我快乐地享受着全新的生活。在不同国度的人群中，我展露了孟加拉人的风采。 　　有张照片是我在语言学院的班级合影，你们看，照片上的我们笑得多开心，我坐在第一排的最左边，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班。 　　班长崔吉皓和岩田百合子可真称得上是称职的“头儿”。他俩除了帮助老师工作之外，还在每位学生生日那天，把有全班同学签名的生日卡送到同学手上；休息日他们还常组织同学去公园和中国人练习说汉语。全世砚、陈俊森学习最好，他们常常帮助别的同学；胡碧兰只要看见谁有困难，就问寒问暖 ；麦科年龄比较小，学习有困难，朱思特、张爱龄主动关心他，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弟弟”。维大里要当医生，我则喜欢摄影、陶瓷和表演。这个班里还有“美术家”豪兹，“雕塑家”苏大明，模特安德鲁，工程师托马斯，未来的文学家拉西姆，翻译家法里亚德以及活泼的汤明兰小姐。 　　这是我在中国的第一个班集体，感觉真的很不一样，这里看起来好像是世界大学，我的同学有各式各样的肤色，各种各样的信仰，虽然我们有各自的语言，但在这里我们都必须讲汉语。 　　刚到语言学院的时候，我不会说汉语，也听不懂汉语，可老师上课恰恰只讲汉语，这可真是为难死了我们这帮留学生。我还记得第一次跟着老师念“b-p-m-f”时的情景，我的笨拙的舌头怎么也发不出“er”这个音。还有那可怕的四个声调，我总是分不清它们，我最喜欢用一声，因为这样讲??来会比较容易。 　　学了一阵子以后，我开始觉得学的那些东西没有什么用，我还是不能和别人说话，买东西我也只能去超市这种不可以讨价还价的地方。 　　后来我慢慢学会了“多少钱”、“太贵”、“不买”、“买了”、“谢谢”这些词，我可以去商店买东西了，中国的售货员态度极好，总是看见我就笑。 　　后来学的字多了，同学们就互相开起了玩笑。 　　一天麦科走到我面前对我说： 　　“穆罕默德?陶菲，笑一个。”然后我便笑了一下。 　　然后他指着我的脸，一边比划一边说： 　　“你看，你笑起来脸上写着三个字‘王八蛋’，额头上有三道杠，嘴角的纹好像个八，下巴是圆形的当然是个蛋。” 　　他说完便笑着跑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那里生气。不过回宿舍照照镜子之后，发现他说的没错，一笑看起来好像是写着“王八蛋”三个字，于是我决定把胡子留起来。 　　话题扯远了，下面接着来说说我对学习中文的感受吧。 　　中文不同于别的拼写文字，你知道读音但不一定会写，而且有时候看见却不知道念什么，是什么意思，这样是非常麻烦的。再有就是中文一个词有很多种意思。 　　老师每天都纠正我的发音，我觉得自己笨死了。不过，突然有一天我能明白中国人的意思了，我高兴坏了。 　　有一次，老师问我： 　　“如果你结婚了，你希望你的妻子工作，还是希望她留在家里？” 　　“我怎么知道？”我开玩笑地对老师说，“我还没有结婚。” 　　老师皱起了眉头： 　　“我是说‘如果’，你就不会假想一下！” 　　“等我结了婚再告诉你！” 　　“你！” 　　还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提问我： 　　“你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 　　我是这样回答的：“老师你看，我已经来中国了，我很久没有见过他们，我怎么会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我估计老师当时是又好气又好笑，我就喜欢和他斗嘴，后来朋友们告诉我北京话叫“臭贫”，看来那个时候我就有“臭贫”意识了，难怪现在我的嘴那么厉害。 　　说实话，我不喜欢当时的上课方式，每天那么早就要起床，而且还有那么多作业要写。上课迟到，不交作业的我成了班上的典型人物，不过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误，因为我来中国是学美术的，不是学语言的。我曾经理直气壮地对老师说过这些，还问他什么时候我可以离开这里。他倒不生气，还反问我如果我进了中央工艺美院听不懂老师讲课怎么办。噢，他说的没错，中国人会英语的不多，别说去工艺美院听课，就是出去吃顿饭都必须用中文。我也只好认命地呆在这里了。 　　由于我初来北京，刚刚开始接触汉语，自然闹出了不少笑话。 　　有一次我和朋友在饭馆吃饭，我们的中文都可谓是烂透了，饭馆的服务员也不会说英文。我们俩想吃饺子，可是又怕找服务员点菜，你推我让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