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与路径双重否定“公共频道”对公共电视在华发展影响.docVIP

身份与路径的双重否定“公共频道”对公共电视在华发展的影响 　　【摘要】当下“公共频道”对于公共电视理念与实践在华发展的影响,体现在“合法性”身份与“技术―效率”路径两个方面:其一,“公共频道”自1998年在中国电视界出现,它的缘起和内涵便与公共电视大相径庭,但因其身份表达的模糊性及衍生出的覆盖性,可能影响到公共电视的“合法性”身份及其理念在中国的推广。其二,作为公共电视实践自节目层面的“虾米模式”向制度层面的“大鱼模式”演进之中间路径的频道层面“小鱼模式”,其发展空间与资源在当下中国电视界也被大量追求“最大化原则”、使用同一呼号且变相进行市场化竞争的“公共频道”所占用。 　　【关键词】“公共频道”;公共电视;中国;影响 　　【中图分类号】G221【文献标识码】A 　　 　　公共电视,是一种理念,亦是一种实践,并涉及到电视制度、技术与社会角色等多个层面的问题。从世界范围观之,各国对于公共电视的定义以及重视与发展程度有别,不过“无论作为体制模式,还是作为实际的近用媒介,依然富有生机”(郭镇之,2009:p.63)。 　　如若转向中国的政治―媒体图景,特别是进入电视生产的一线空间,却完全是“另一番天地”。虽有学者根据中共十七大报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基本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容,指出“在大陆试行公共电视服务的时机基本上成熟了”(黄学建,2008:p.132),但无论从理念或是实践角度来看,此处所谓的“时机成熟论”一则淡化了公共电视的西方理念框架[1],二则简化了中国电视演进的特殊路径[2]――“时机成熟论”并不成熟。 　　不过,假使以台湾地区公共电视漫漫十八年的“成人之路”(1980年由时任“行政院长”的孙运?首度倡议建立公共电视台,到1998年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正式成立)为参照,在中国大陆地区发展公共电视,还是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的。而在目前阶段,最忌讳的是理念的模棱两可以及实践的虎头蛇尾;反过来说,最需要的则是清晰的指导思想与可持续的渐进道路。 　　但是,一个持续“面目模糊”并逐渐“跨界发展”的“公共频道”自1998年诞生始,对公共电视在中国的发展制造了从理念到实践上的影响。本研究即从身份与路径两个层面,使用文献研究的质化方法,探究此影响的起因、内容以及趋势。 　　 　　一、身份的否定:同一个“公共”,不同的理解 　　 　　此处的身份,是指“合法性”(Legitimacy)身份,即公共电视的存在与发展,要满足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等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方面的要求(周雪光,2003:p.74)。于是,身份的否定,就意指“公共频道”对于公共电视“合法性”资源的一种挪用乃至霸占,人们广为接受的相关认知也由此发生错位。 　　我们看到,在国家广电总局的支持下,福建省广电局于1998年正式开播全国首个“公共频道”。这一由行政力量主使的电视媒介产物,自其诞生起,即与西方公共电视就“公共”一词有着不同的理解。如若进入到其创立及普及的社会―媒介情境中去,即了解“公共频道”的产生背景、身份结构以及发展模式等要素,则更会发现其与公共电视的理念精髓与推广指标的迥异之处――此二者的迥异之处,曾有较多学者关注(陈信凌、刘西平,2005;杨航、刘恩华,2005;陈积银、彭金山,2005),是为本研究的基点,但并非重点。本研究更着重于:在“公共频道”与公共电视看似“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结构中,前者是如何有意无意地对后者的身份及理念推广进行否定的。 　　(1)“公共频道”的背景与初衷 　　虽然1998年是中国“公共频道”元年,但它的诞生背景却可至少追溯到1983年“四级办电视”方针的推出。这是因为“公共频道”作为一种广电政策而试行并全面推广,基本上直接针对“四级办电视”自一九八零年代后期以来所造成的中国电视业“散、滥、弱、小”乱象,并欲图通过作为一种共享播出平台的“公共频道”的推出而“拨乱反正”。那么,治乱的重点,就是市县播出机构的职能转变(从自办为主到转播为主);而如何转变?1999年国办82号文件在第三部分“加快广播电视行业改革步伐”中指出了路径: 　　大力推广公共频道。在县级广播电视实行三台合一的基础上,由省级电视台制作一套公共节目供所辖各县电视台播出,从中空出一定时段供县级电视台播放自己制作的新闻和专题节目(国务院办公厅,1999)。 　　于是,从1999年82号文件的行文中不难看出,“公共频道”推出的初衷是建构一个由同省各级电视台共同使用的频道,其背后的理想目标则是变“四级办电视”为“三级办电视”乃至“二级办电视”。其本质在于减少中国电视机构的总体数量。其实,如果配合82号文件第三部分“加快广播电视行业改革步伐”中与“大力推广公共频道”平级提出的另一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