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北朝游牧民族的水崇拜与投尸入河习俗稽释.docVIP

十六国、北朝游牧民族的水崇拜与投尸入河习俗稽释 ——以拓跋卑族为主要对象 　　内容提要：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游牧民族依自然环境逐水草而居，渔猎经济在其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生活特点使其严重依赖于水，形成水崇拜。在原始魂灵观念的影响下，他们将一些人的尸体投入水中，以求隔离其灵魂，祛除不祥。伴随着这些游牧民族汉化、胡化潮流的缓急，这种投尸入河习俗时盛时衰，成为当时北方游牧民族汉化道路上的一个晴雨表。　　关 键 词：十六国/北朝/游牧民族/水崇拜/投尸入河/汉化与胡化 中图分类号:?K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2)03-0107-06 　　十六国、北朝时，生活在北方的游牧民族大多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在他们所建立的政权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将被杀死者的尸体投入河流中。如《魏书》卷95《羯胡石勒传》载，羯族暴君石虎杀死太子石宣的“妻子二十九人，诛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车裂、节解，弃之漳水”，《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在羯族建立的后赵统治时期，出现了荧惑守房的天文现象，大臣赵揽说需要杀姓王的大臣来禳厌。石虎于是选定了中书监王波，“腰斩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厌荧惑之变”。《魏书》卷99《乞伏国仁传》鲜卑族的乞伏殊罗与其父乞伏炽磐的左夫人通奸，遭到部落首领乞伏暮末的批评；乞伏殊罗怀恨在心，便与叔父乞伏什寅谋害乞伏暮末，但没有成功。乞伏暮末大怒，将乞伏什寅的肚子刳开，“投尸入河”。　　又，《北史》卷39《房法寿传附房豹传》载，慕容鲜卑族的慕容绍宗“自云有水厄，遂于战舰中浴，并自投于水，冀以厌当之”。房豹制止他，慕容绍宗笑道:“不能免俗，为复尔耳。”《北齐书》卷18《高隆之传》:北齐文宣帝高洋末年，猜忌追忿大臣高隆之，于是诛杀高隆之的儿子高德枢等十余人，并投漳水。《北齐书》卷28《元晖业传》:元晖业，北齐天保二年被文宣帝高洋所杀，高洋命人“凿冰沉其尸”……　　从正史中涉及这一现象的部分史实看，所涉民族包括当时的羯族、拓跋鲜卑、慕容鲜卑、秀容胡以及鲜卑化的汉人；所涉习俗在时间分布上呈现出三个盛行期:后赵中后期、拓跋政权的初期、北魏末期与北齐前期。这种在空间上涉及当时北方几个主要游牧民族、在时间分布上呈现三个盛行期的特点，是否蕴涵着什么?它与十六国、北朝游牧民族的汉化、胡化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关联呢?对这些问题，学者们并未加以注意，因此本文选择兴起于今东北嫩江流域、传世文献资料较多的拓跋鲜卑族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试着对此做一论述，以求梳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头绪。　　　　　　一　　游牧民族生活的特点之一是逐水草而居，过着迁徙不定的游牧、渔猎生活。《魏书·序纪》就称当时的鲜卑族“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周书》卷50《异域下·吐谷浑传》称吐谷浑“恒处穹庐，随水草畜牧”。另外，如柔然，“无城郭，随水草畜牧(1)。突厥族，“其俗畜牧为事，随逐水草”(2)。游牧民族的这种逐水萆而居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并非易事。以拓跋鲜卑为例，在什翼犍执政时，他曾打算在灅源川建筑城郭，设立宫室，作为鲜卑政权的首都。对此，部落大人们久议不决。为什么呢?太后王氏的话揭示了问题症结所在，她说:“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3)大意是拓跋鲜卑迁徙惯了，过定居生活尚缺乏必要的物质与心理准备，因此部落大人们才犹豫不决。直到明元帝拓跋嗣时，拓跋鲜卑的迁徙生活才有所改变，《南齐书》卷57《魏虏传》将此概括为:“什翼珪(即拓跋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即拓跋嗣)始土著居处。”　　在游牧民族的这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中，渔猎是必不可少的。渔猎在拓跋鲜卑早期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鲜卑族在檀石槐执政时期，由于“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后檀石槐乃案行乌侯秦水，广袤数百里，淳不流，中有鱼而不能得。闻汗人善捕鱼，于是檀石槐东击汗国，得千余家，徙置乌侯秦水上，使捕鱼以助粮”(4)。其中所谓的进攻汗国，掠得擅长捕鱼的渔民，《通典·边防十二·北狄三·鲜卑》载为进攻倭国，掠得会用网捕鱼的倭人。考虑到鲜卑的航海技术，杜佑的记载恐怕失真；但他说鲜卑掳掠的是会用网捕鱼的人，应该是对的。因为较之原始的叉鱼，用网捕鱼已是比较先进的了，随着鲜卑族与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交往的增多，他们捕鱼能力与技术得到很大提高应是事实。这还可以从元坦身上得到验证，史称他“性好畋渔，无日不出，秋冬猎禽兽，春夏捕水族，……器网十余车”(5)。“畋渔”、“器网十余车”表明其捕捞自然是网捕。元坦的爱好捕鱼，只是拓跋帝王爱好渔猎的一个例子。前期的拓跋帝王对打鱼捕捞都很感兴趣，《魏书》诸帝纪中记载了不少拓跋帝王观看捕鱼的事例，如天赐五年(408)，道武帝拓跋珪到参合陂，“观渔于延水(今源于内蒙古兴和县的东洋河)”；永兴四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