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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辽河上游与中原地区史前生业方式对比分析 　　西辽河上游位于大兴安岭南缘，多山多水，燕山、七老图山、努鲁尔虎山和医巫闾山自西向东相间分布；乌尔吉木伦河、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教来河、大小凌河自北向南网布其中。整个地势大体呈西北高，多山地；东南低，多丘陵平原。该地区是从半干旱地区向干旱地区过渡地带，也是对环境变化反应敏感的生态系统过渡带。特殊的地理位置致使这一地区在史前时期、青铜时代和历史时期形成了典型的农、林、牧、渔相互交错的生业特点。 　　西辽河上游地区的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自成体系，谱系清晰，按照年代先后，分别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小河西文化与兴隆洼文化；新石器时代中期：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小河沿文化。 　　随着植物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完善，尤其是浮选法在植物考古学研究中的运用，围绕着不同考古学文化发展阶段生业方式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在对西辽河上游地区史前时期生业方式深入分析基础上，与中原地区史前时期不同考古学文化的生业方式进行比较，探寻两个地区史前时期生业方式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一、新石器时代早期 　　 　　（一）小河西文化时期植物遗存与生业方式选择 　　 　　已发掘的小河西文化中的小河西遗址、榆树山遗址、西梁遗址、大新井遗址，均分布在近河的坡地上，房址成排分布，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陶器以素面夹砂陶为主，烧制火候低，陶质极为疏松，多采用贴塑法制作陶器，器型多见平底筒形罐，制陶水平原始。石器有石斧、石刀、环形石器，砍砸器等。在房址居住面上发现动物骨头。在属于小河西文化的查海遗址一期的居住面上发现一大批炭化山杏核。 　　对于小河西文化的生业方式，索秀芬先生认为以农业为主，采集业也是重要经济成分[1].通过对榆树山、南湾子北、小河西等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资料进行分析，在南湾子北遗址发现3粒炭化的黍[2]115-116.黍的发现，说明小河西文化时期应该存在着农业，但是根据遗址采样点的数量与土量来看，当时的农业还处于早期阶段。遗址浮选出土猪毛菜和大籽蒿植物种子，应该属于田间杂草，但同时也可能是小河西文化先民采集的野生食物资源之一。结合小河西文化遗址分布特点，居址内出土的石器、陶器的原始程度，动物骨骼和炭化山杏核坚果类植物遗存的发现，我们认为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小河西文化先民还是属于小型的采集狩猎群体，其食物来源主要依靠采集狩猎，同时，应该开始尝试种植黍。小河西文化遗址发现的炭化黍是否属于栽培作物，还是处于驯化过程中，还有待于对典型遗址发掘的系统采样和后续的分析与研究。 　　（二）兴隆洼文化时期植物遗存与生业方式选择 　　 　　小河西文化结束或后期这一地区发展起来的是兴隆洼文化。无论从分布地域的广度还是从营建聚落的规模来看，兴隆洼文化的势力远超过在该地区所认知年代较早的小河西文化。 　　关于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生业方式，有的学者认为兴隆洼文化先民从事狩猎、采集、渔捞等方式维持生存[3],也有的学者认为兴隆洼文化先民从事定居的农耕生活，同时兼营渔猎[4].上述观点在有限的考古学资料基础上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对深入了解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生业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兴隆沟第一地点发掘过程中开展了系统的浮选工作，出土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在这些植物遗存中，发现了炭化的粟和黍两种农作物种子，兴隆沟先民在距今8 000年前已经开始种植粟和黍，但是从粟和黍的形态特征来看，还处于早期驯化与栽培阶段，粟和黍在遗址中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偏低，说明粟和黍在兴隆沟先民的食物结构中所占比例不高。除了兴隆沟第一地点的植物遗存资料之外，通过对典型兴隆洼文化遗址进行区域性调查、取样与浮选工作，多处属于兴隆洼文化的遗址都发现了炭化黍，说明兴隆洼文化先民已经在生产实践中，逐渐从杂草中选择、驯化并种植黍，使其成为当时重要的农作物之一。同时，在浮选结果中，还发现了狗尾草、水棘针、百里香、藜和青葙等田间杂草类植物遗存，说明兴隆沟先民所从事的农业种植是粗放的。 　　关于西辽河上游地区旱作农业起源问题，我们推测，西辽河上游地区有很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和相对复杂多样的地形使野生植物种类繁多。远古先民由于食物供给的丰富，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定居生活使人们对环境的认识深化，野生植物的用途和特性逐渐为人们所熟知。人们最初是对野生植物加以利用，随之逐渐学会了对野生植物的栽培和控制。由于对植物的依赖性，特别是具有食用价值的野生植物的存在，植物的驯化与栽培成为必然。 　　另外，在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浮选结果中还发现了野葡萄、野山楂、蒙古栎等可食用野生植物遗存，说明采集在兴隆沟人的经济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2]37.通过对白音长汗遗址的石磨工具进行实验性研究，发现这些研磨工具被用于加工各种植物类食物，包括橡子、黍和其他食物，这一研究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