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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试验区”新挑战 　　 　　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个新“试验区”，即人们俗称的“新特区”，是在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设立的，肩负着探索深化改革开放经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使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简称“综改区”）不仅仅是一种改革权的下放，如果应用得不好，可能会是包袱。 　　 　　在 “两型社会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花落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后，各地对 “新特区”的争夺暂时告一段落。不可否认的是，地方政府对于“新特区”的争夺，很大程度上是看好了“新特区”的政策优势，但作为一种没有现成道路可走的发展模式，“新特区”有太多需要我们冷静思考的地方。 　　“新特区”是在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设立的，肩负着探索深化改革开放经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使命 　　进入新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知识化、全球化、区域化、城市化和生态化的趋势，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了WTO，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但同时也面临知识经济挑战、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和日趋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等问题，各项改革都进入了攻坚阶段。在这种新形势下，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要树立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新发展观深化和发展了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 　　我国30年的发展经验表明，改革开放是兴国图强的必由之路，特区建设是改革开放的探索之举。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特区建设也在与时俱进。 　　实践表明，大国经济社会发展应该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因地制宜、以点带面的思路推进。搞“试验田”式的特区建设是大国实现平稳发展的科学选择，培育地区增长极式的特区建设是带动区域全面发展的基本途径。 　　当年“老特区”创建无疑是为了利用南方沿海地区毗邻港澳台和侨乡众多的优势，推动经济发展、积累发展市场经济经验和促进祖国统一；而如今“新特区”的设立主要考虑如何充分利用各地资源禀赋，探索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因此，如果说“老特区”建设是为了积累以开放促进发展与改革的经验，那么“新特区”建设则是为了立足区域特色探索实现科学发展和完善改革的道路；如果说“老特区”建设有利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那么“新特区”建设则有利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从全国来看，不仅存在发展水平差距明显的东中西经济梯度带，而且存在发展特色差异较大的南中北经济地带。东中西经济梯度带与南中北经济地带相交叉，构成了我国“九州方圆”式区域格局。以珠江流域为主体的南方经济地带，在“老特区”的领跑下总体上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中间经济地带，目前在长江上中下游三大国家“综改区”的带领下期望会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以东北、华北和西北组成的北方经济地带，在国家“综改区”――天津滨海新区的带领下，亦应实现经济腾飞。正是这种合理的现代化战略布局，才会使我国走向“九州”齐舞的强国之路。 　　新老特区由于各自的发展背景不同、路径不同，无疑“新特区”将肩负更艰巨的改革与发展重任，面临更多的困难与挑战 　　在全国加入WTO的条件下, “新特区”不再独享开放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外资推动效应和出口拉动乘数效应。尽管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在保税区方面仍可获得一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特权，但当年“老特区”所独自拥有的“开放红利”在“新特区”不会那么明显。 　　由于“新特区”要完成中央赋予的各种改革任务，如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因此要支付一定的改革成本。“老特区”当年所创造的惊人崛起速度难于再现。 　　如果协调不好，那些申请成功的“新特区”还会在短期内减缓经济增长的速度。而速度放慢将意味着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减慢和地方财政支撑能力减弱，反过来会影响到预期改革任务的完成。实际上，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仅仅是一种改革权的下放，如果应用得不好，可能会是包袱。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贵在“试验”，要试验就要承担试验风险，客观要求“新特区”要有较强的承受试验挫折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中央政府授权下，“新特区”会拥有一定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权，但如何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这对“新特区”的人民、决策者和管理者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正确认识“新特区”的新使命和新挑战是避免陷入思想误区、防止盲目争夺国家“综改区”的思想前提 　　基于上述分析，国家设立“综改区”的“门槛”是较高的，也就是说一个地区要具备战略区位条件、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地区特色等多重因素才有可能被确立为“综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好比是一条快车道，在享受高速的同时，也得承担成本和风险。如果支付不起改革的成本，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