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体制视角”.docVIP

教育改革“体制视角” 　　社会资本的多元化和教育需求的多元化，作为原动力必然催生出多元化的举办教育制度，并还将极大地推动着其快速发展完善，成为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必然内容。没有多元化的举办教育制度，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就没有了最基本的制度条件。 　　 　　总控制室角色 　　 　　我国高等教育在1997年以前发展显然过于迟缓，在1988年开始全国普通高校一直稳定在1075所左右，但在1998年只剩1022所；而1999年后大大增速，连年扩招到2002年增至1396所，校数增加37%，学生数增加165%，绝大部分新增学生挤进了老院校而使之不堪重负。 　　根据2020年全国毛入学率要达到25%计，当年大学在校生约为2615万人。而广东省拟大学毛入学率2007年为25%，2010年为30%，2015年为40%，2020年为50%。按这一目标，广东省在2003年后的17年里共需新建立大学155所、平均每年新建9.14所万人大学，每年新建大学的基本办学总投入达41.1亿元，共需698.8亿元，相当于2003年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5.20%，占全省财政总收入的21.30%，是全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53.22%。这一目标面对的教育市场问题是： 　　这平均每年全国需新增加的高校初始条件投入约256.5亿元，以及广东每年新建大学的基本办学总投入41.1亿元，将由谁来支付？ 　　我国的高等教育无论在规模与体制或招生制度、质量门类指向上，都始终扮演着中国教育的“总控制室”的角色。大学的扩招，必然大大拉动下层级教育，即高中也要大规模扩招，高中阶段教育要普及，学校要增建，学位要增加，由此又将推动初中学校的提高上等级。这一联动效应也必然产生出很大的基础教育资金需求压力，又是由谁来承担？。 　　 　　优质化教育 　　 　　优质化教育比例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我国教育在总量上仍是一种稀缺资源，而一般的教育供给不足主要集中在农村。 　　改革开放使得大部分国民在经济上得于脱贫。并也由此产生了对教育的更高质需求。我们在1994年和2003年底分别对广州市民有二次相隔近十年大面积取样的同问题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广州教育已从“温饱”走向“小康”，从“有书读”到“读好书”需求的质之变化。如，2003年问及“如果你是广州市长时，您首选做什么？”在列出的十个答案中，首选项是“增加优质学校”；当问及“您认为广州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时，首选的是“优质学校少”；当问“作为家长您今天最担心的是什么”时，位居第一的则是“子女进不了高质量的学校”。 　　优质学位严重不足已成为城市居民呼声最大、迫在眉睫的问题。需求高涨，优质学校的择校费在家长的竞价中不断攀升，由此而极大推动了“乱”收费趋势。要解决这问题，只有大幅度增加优质学位。而全国有中小学55.57万所，假设提升省市一级优质学校每所平均投入2000万元，每增加1%，就需111.4亿元，到2020年如果省市一级学校从2%增加到占全国学校数的15%，则需新增教育经费14448.2亿元。这将是2003年我国GDP总量的14.11%! 　　要满足国民不断高涨的对优质教育的追求，一是谁来投资提升或增加优质学校?单靠政府行吗?二是如何走教育市场开拓和运行的道路，以快速吸收或整合社会资本、资源去大量增加优质资源？三是优质学校并不是有钱就行，师资谁来提供，师资的提高谁来完成？这里面蕴藏着的巨大教育资金需求量，以及丰富可开发市场空间和潜力，随着全国相对发达地区将推行的全免费义务教育目标制定及其实际进程，不仅不会减弱而且将会进一步增强。 　　 　　外来工子女教育 　　 　　城市中的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当地的区域教育现代化。今天，已在城市的9460万外来工，已超过了城镇有户籍的二、三产业的全国职工数，而且在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外来工，到2020年将有约2.2亿―2.3亿人口要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广东省户籍人口7000多万，却另有2300―2800万外来人口，占了全国外来工总数近1/3；广州市725万人，外来人口超过300万；深圳市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是1：4.7； 东莞市某镇户籍人口3.4万人，外来工达60万人。据有专家估算，这么庞大的城市外来人口中，约有15%是有需要在所在城镇接受中、小、幼教育的子女，而且这一比例会逐年增大，在广州市就读的外来工子女约有12万，占全市中小学生总数的9.2%；目前广州市的流动儿童少年以每年10%的速度在增加。 　　同在蓝天下，同在五星红旗下，却被排斥在城市体制之外，在“窝棚学校”中向祖国的尊严敬礼，他们因没能享受到充分应有的体制关怀和及时的教育，比之在乡下的孩子更容易产生灰暗心理，而其中将更加可能滋生出一代有反社会倾向的群体。如何更多地去关注他们，并把他们的教育权利真正纳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