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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性施政立体思考 　　近年来，越来越多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个性官员从言辞、形象，到举措、思路，正慢慢地从过去的极力突出共性，走向表现个性，力图推动工作，取得成效，从而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对象，也引来争议。随着个性官员们逐步走上高位（比如，潘岳升任国家环保总局第一副局长，仇和当选江苏省副省长，李仲彬升任四川巴中市委书记，宋亚平升任湖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他们个性化的施政方式带来的争议并没有结束，将来也会不断涌现更多的个性官员，这是社会发展到特定时期的必然产物，与政治生态的深刻变化休戚相关。 　　 　　时势造英雄 　　体制为官员提供了个性化施政环境和平台。 　　 　　中国社科院学者党国英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地方政府权力扩大；民间权力在扩张，向大社会小政府的方向渐进。前者使得各级官员表现自我有了底气，后者则使得官员们需要赢得公众支持。越到基层这两个特点就越突出。今天的各显神通，是干部工作环境进一步宽松的结果。” 　　在如今的政治体制下，各级各部门拥有的权力巨大，尤其是地方党政一把手，他们的权力疆域广阔、边界模糊，除了军事、国防、外交等国家事务之外，他们都有权力干预，也有责任管理。体制给他们提供广阔的施政空间和平台。 　　但拥有权力的同时，他们也承担着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责任，每年都会有各类考核指标下达到他们头上。这些指标完成与否会对当地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客观上也会影响一把手们的政绩。他们既要对上负责，也要对下负责。 　　这样的体制环境无疑为一把手们个性化主动施政创造了客观条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指出：“我们的环境，已经开始可以容纳一些有个性的官员，被动的施政形态正在开始向一种主动的施政形态转变。” 　　 　　地区发展不平衡、生活多元化是个性化施政的客观现实。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发展很不平衡，拥有很大自主权的各地党政一把手们会根据自己负责区域里 　　的具体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而一把手们对事物的认知受其个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在其施政过程中留下其个性化色彩。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宝明认为，“一批人崭露头角，这是特定的社会造就的。从整个社会上来说，生活越来越多元，个体的个性越来越突出，官员作为其中的一个群体，拥有的空间也相应增大。” 　　吕日周针对当地百姓痛恨的官僚作风顽疾的现实，采用媒体监督的方式在短时间里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治理效果。针对沭阳当地民风凋敝的现实，仇和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迁怒于百姓，而是深刻地指出：“民风不正，弊在官风。”所以他运用“高压”手段来改善官场生态，突破官场潜规则以促进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现实需求。 　　 　　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郭丹在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时说：“在现代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政府和政府官员是‘守夜人’，而在民主后发国家里，政治精英人物对社会政治经济的推动作用显得更大，而我国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要敢于承担责任、性格刚猛的所谓个性官员来推动社会变革和民主进程。” 　　仇和在沭阳短短的4年间强力施政，共启动民间资金50多亿元，用于修路、城区改造以及小城镇建设。这些资金的启动，大部分是政府力量强制性推动。短时间的强投入，使沭阳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仇和逼农民栽杨树，屋前屋后，沟边渠边全部种上，不少农民当时反对，甚至用开水去浇，而现在杨树却成了他们最大的财产，当地办起了2300多家木材厂，一个产业已经形成。 　　仇和解释他这样做的指导思想：“我们要用50年走完西方国家300年走完的路程，必须要进行‘压缩饼干式的改革’。” 　　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盖有治法而无治人，有良法而无良吏，法亦徒然。仇和对此演绎后，给人们提出了一个思考：“在非常时期，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动民主呢？” 　　面对为了加速发展而不顾环境污染的地方政府，潘岳不得不“乱世用重典”，采用非常严厉的“区域限批”策略，在短短的3个月内就取得了明显的治理效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仇和等个性官员进行的“压缩饼干式的改革” 取得成功，对于想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不发达地区不无启示。 　　 　　彰显政治文明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个性官员不断被重用，走上高位，折射出高层关注民生、亲民务实的执政风格，干部任免渐趋理性，是政治走向成熟的标志。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石志夫说，个性官员在这一届政府中确实越来越多，这和这一届政府亲民务实的执政风格是分不开的。这种执政风格的一个特点是敢于正视存在的问题，敢于担当，并想办法解决。 　　秉持这样的执政理念，新一届政府允许官员们创新体制，在法律法规许可的前提下，允许官员个性的发挥，提高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