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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创立目与职能再思考 　　关于劳动教养制度创立的背景、目的和职能，目前一些学者存在某种误读，认为劳动教养的创立主要是为了适应“反右”这一政治斗争的需要。例如，有的观点认为，劳动教养是当时处理“右派分子”的首要手段，甚至有人认为在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人中有一半被决定劳动教养：还有观点认为劳动教养制度是在极度的政治社会、政治国家背景下，作为一个政治物出现的，是作为肃反和“反右”的政治“容器”，而不是在法治的框架和规则下构建起来的；也有观点认为“反右运动”加速或推进了劳动教养法律的顺利出台，甚至有观点认为劳动教养在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中诞生；也有观点认为“劳动教养的设计和实施，也许并不是针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但它确实是回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锐利武器”，“是改造知识分子的一种极端方式”。这些认识在理论上的风险是将劳动教养制度标上政治化产物的标签，从而彻底否定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现实合理性。透视劳动教养制度产生的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挖掘这些误读背后真实的历史根据，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观点大都缺乏对当时历史背景的深入考察和全面分析。 　　 　　一、关于劳动教养制度与内部“肃反”运动 　　 　　建国初期，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维护社会稳定，中央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压了社会上已经公开暴露的敌人，但没有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955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必须更加提高警惕性，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指示》，同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8月25日，又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正是在8月25日的《指示》中，中央首次明确提出了劳动教养的构想，所以说劳动教养制度产生于内部“肃反”运动是毫无疑问的。该《指示》提出“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为立功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予一定的工资。各省市应即行筹备，分别建立这种劳动教养的场所。” 　　按照中央确定的上述劳动教养的初步构想，劳动教养的对象是在内部肃反运动中清理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对于“坏分子”，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在当年9月召开的20个省、市公安厅、局长会议上进一步做了解释，主要是指“机关、学校、工厂中清洗出来的一批调皮倒蛋的不够判刑条件，而不开除又不好，开除又失业的分子。”之后的1956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按款列出了劳动教养的具体对象。从当时劳动教养对象来看，主要适用于在内部肃反运动中从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清理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但除此以外，劳动教养的收容对象还包括其他多类人员。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在当年11月27日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五人小组长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明确指出：“劳动教养的不仅这次肃反有，将来还会有，机关、学校、企业内部还有一些人是非劳动教养不可的，社会上的流氓分子还有更多的人将来要劳动教养，现在搞个基础是好的。”可见，当时中央对这一措施是具有长远考虑的。 　　另据公安部党组1957年7月23日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当前普通刑事犯罪活动情况和开展对刑事犯罪斗争的请示报告》和《关于处理盗窃、流氓、诈骗、凶杀、抢劫等刑事犯罪分子的政策界限的规定》两个文件对当时劳动教养收容对象的规定，也明显地增加了劳动教养对象的类别，其中包括：(1)无正当职业、危害社会治安、屡教不改、但又不够逮捕的分子及无家可归的少年犯；(2)刑满释放不愿留场就业又别无生活出路的：(3)刑满释放出来的惯匪、惯盗、惯窃、诈骗分子，有妨碍社会治安的行为尚不够逮捕，必须收容改造的分子；(4)有盗窃、流氓犯罪行为，屡教不改、无家可归或家庭确实管教不了，要求政府收容改造的少年犯；(5)无家无业或不务正业，进行小量偷窃、诈骗、强讨、白吃，尚不够逮捕，必须收容改造的分子；(6)以卖淫为生，屡教不改或无家可归，必须收容改造的暗娼。此时，在中共中央批准的这两个文件中，劳动教养收容的对象已经从最初设想的极具政治色彩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扩大到了普通违法犯罪人员。 　　从这两个文件规定的劳动教养对象和适用条件与1957年8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78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确定的劳动教养对象的类别来看，此时的劳动教养已经从最初构想的主要以维护政治稳定为目的转向以主要维护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