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贫爱富体质和体育.docVIP

嫌贫爱富体质和体育 　　肥胖在中国将不仅是一个健康问题，而且是一个阶层问题。具体而言，中国大多数的肥胖者将集中在社会中下层人群中，其他体质不良者亦将如此。 　　2010年春天启动的第三次国民体质监测目前已进入汇总分析阶段。虽然还没有公布最终结果，但各省监测数据已上报至国家体育总局。从各地发布的消息看，中国人的体质除了延续令人担忧的状况外，开始趋向阶层分化。 　　此前在2005年公布的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结果中，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城乡差距和“东高西低”态势。 　　虽然从生活方式的角度讲，饮食及生活习惯都会对体质产生影响，但身体素质更多反映了不同人群的体育锻炼情况。《?望东方周刊》获得的多项调查统计则显示，由于经济以及空间、时间上的限制，一些城市下层居民可能丧失体育运动的权利和机会。 　　除非提供更好的公共体育福利，否则体育权将进一步向中上阶层集中。 　　一项涉及七个不同规模城市的调查甚至显示，办事人员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是对体育运动最为了解的三个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高居社会各阶层之首。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以户籍为依据，国民体质监测并没有把农民工这一城市底层人群纳入监测范围。 　　 　　上台阶的挑战 　　 　　自从2000年开始，中国每五年进行一次国民体质监测。第三次国民体质监测也是2009年《全民健身条例》颁布后的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监测，其监测结果对制订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北京市体育科技所群体处主任谭京京介绍说，监测分为四个阶段：准备阶段、测试阶段、数据处理和总结阶段，测试内容包括体质监测和问卷调查，两部分同步进行。 　　北京市体育局群体处丁冰说，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此次国民体质监测的基本数据与五年前相差不大。不过，由于在测试时清晰地区分了城市与农村、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等群体，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民体质水平的“阶层分化”。他觉得，这很值得观察和深思。 　　 　　肥胖的“阶层属性” 　　 　　肥胖问题一直是中国首都市民身??健康的一个重要挑战。 　　“2000年前我们就发现肥胖人数增长太快。针对这种状况，北京市体育局曾提出，希望大家都动起来，所以当时全民健身计划的口号是，‘一人动则一人强，一家动则一家强，家家动则民族强’。”丁冰回忆说。 　　动员了几年，到2000年第一次国民体质监测时情况仍无好转。当时体育主管部门的干部们都有些泄气，组织了这么多群体活动，北京市民的身体素质还是没有提高。 　　谭京京回忆说，2005年的监测结果出来后终于发现，城市人口的肥胖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农村人口仍然严重。 　　“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北京市建了不少‘体育生活化社区’，力争‘把场地建在身边，把体育融入生活’，报纸上也大篇幅地宣传‘少油少盐’和‘粗纤维’的好处。但是接触这些新生活方式最快的仍然是城市人群，尤其是城市的非体力劳动者。”谭京京说。 　　2010年监测数据又一次将肥胖的“阶层属性”提了出来。 　　“虽然最终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我们已经可以知道，北京市民中尤其是体力劳动者的肥胖人口增长速度又上来了。”谭京京说。 　　虽然肥胖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但根据丁冰的估计，北京市民的体质状况在全国还属于中等偏上水平，“毕竟北京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人们的经济收入水平还是不错的，这直接影响人们的体质水平。” 　　青海省西宁市体育科技所高原训练研究室副主任祁继良的担心则有所不同，“从前两次体质监测来看，我们高原体质的人，心肺功能与平原体质的人相比较来说要好一些，肥胖的人比东部地区少。但是其他问题不少，都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祁继良说：“在青海，大部分人做得最多的运动就是散步，因为散步是最省钱的运动方式。但是和专业器械锻炼相比，效果微乎其微。” 　　 　　“体育消费”的阶层差距 　　 　　丁冰说，早在1997年时北京市就做过一次成年人体质监测。他们把人群分为五类：公务员、科技人员、商务人员、农民和工人。 　　结果显示，农民体力最差，科教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体质状况最高。 　　其原因是农民们不再下地劳作，劳动锻炼减少，其他运动又没有跟上来。同时，他们更喜欢吃肉喝酒。 　　到后来的国民体质检测中，城乡差距愈发明显。“肺活量、握力、闭眼单脚站立时间、平均反应时等等身体素质的测试结果，城市都好过农村。”谭京京说，通过问卷他们也发现了真正的原因。农民在闲暇时间选择体育锻炼的比例只有14.9％，城市人口的锻炼比例是37.7％。 　　2008年，北京市曾配合国家做过一次国民健康测试，这次测试的结果再一次说明：生活质量和体质水平是直接相关的。 　　“随着其收入水平的变化，大家的消费行为也会发生变化，生活质量也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