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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眼中出版家 　　《炎黄世界》的特约编辑来电话,约我写写父亲范用。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几年有关他的文章和报道不算少,他的那点事儿已经被翻来覆去说过了,还有什么好写的? 　　编辑说:“不要你写他在出版方面的事,讲讲日常生活中的范用、儿女眼中的范用。” 　　 　　一 　　 　　说实在话,从小到大,无论是哥哥还是我,与父亲交流并不多。我们小的时候,他整天都忙,顾不上和我们说什么,就连喝酒、吃饭的时候也常是边喝、边吃、边看书看报,不怎么理睬我们。等到退休,不那么忙了,他喜欢一个人看书,看电视、喝酒,吃饭也经常与家里人不同步,就像我女儿上小学时在一篇日记中写的“我们吃饭的时候他睡觉,我们睡觉的时候他吃饭,在一起说话的机会不多。”或许他觉得我们对书、对他喜爱的出版工作知之太少,和我们没什么可说的。只有当同事、朋友来到家里,无论年老、年少,聊起和书有关的事,他才兴奋起来,话也特别多。 　　记忆中,父亲和母亲对我们的学业很少过问,顶多是学期末看一看成绩册,即便哪门功课成绩不大好,也未见很着急。完全不像我们这一代人和现在的年轻父母们,对子女的学习那么上心。可能他们认为学业方面的事自有学校和老师操心。 　　不过父亲对我们的成长并非不关心。记得上小学之前,每晚睡在床上,父亲都会给我讲一段《格林童话》或是《安徒生童话》中的故事。他还给我订了《小朋友》和《儿童画报》两份杂志。那时儿童读物品种很少,有条件订阅的人家也很少,这两份杂志成了我和小伙伴们共同的精神食粮。 　　20世纪60年代初,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则有关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的报道,激起一场全国上下学游泳的热潮。父亲在那个时候学会了游泳。接着他就兴致勃勃地教我游泳。那年暑假里,他先是让我在家把脸泡在脸盆的水里学憋气、吐气,然后又利用每天午休的时间,带我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游泳池教我游泳。就这样,这个假期里我也学会了游泳,教练就是父亲。 　　对我们课余做些什么父亲也不大过问,但是对看不惯的行为他是要说的。1966年我初中毕业那年,发生“文革”,学校停课,没事可做,同学们有时在一起打扑克牌,我不会打,于是买了一副牌学着打,被父亲看到,立刻遭到他的批评。他说打扑克太浪费时间,有时间应当多看看书、练练字。那以后我就没再玩过扑克牌。 　　父亲也反感吸烟。1968年,我下乡去了东北的黑龙江农场。1969年,哥哥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当时的内蒙古赤峰市工作。同年,父母亲去了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一家人在三处,靠书信保持联系。可能是为了省时间,父亲写给我和哥哥的信有时用复写纸一式两份。有一次父亲的信中有劝哥哥不要吸烟的内容。想必那时父亲发现哥哥学会了吸烟。哥哥听进了他的劝告,没有再吸。 　　那时父亲的来信中,有时还夹带着先前我写给他和母亲的信,里面的错别字和病句都被他标出并做了修正。可能是出于做编辑工作的职业习惯,也可能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在文字方面给我一些指点。 　　 　　二 　　 　　父亲爱书,爱到了吝啬的地步。家里书架、书柜上的书,都是他一手摆放的,哪本书在哪里他非常清楚。如果发现有人动过他的书,就会追问。我每次从书架上取书看都是小心翼翼,尽量让书籍摆放保持原样,但是他总是会发现,不知道他作了什么记号。 　　有的人向他借了书看过不还,时间一长记不清是谁借的,找不回来,他很心疼。于是他用纸订了一个借书本,记录哪本书被谁借走了,连家里人也不例外。从他那里借书看,过些天他就会催要。有时外人借书他忘了登记,事后想不起是谁借的,就会一遍遍追问是不是我们拿了。所以我宁愿到单位的图书馆借书看。 　　他倒不是反对我们看书,只是担心书被弄坏、弄脏。借阅他的书有很多规矩:不准把看到中途的书打开扣着放,不准卷握着书看,也不准折书页角。所以每次看他的书我都包上书皮,准备一个书签,一时找不到书签就用纸条代替。后来从图书馆借阅书,不论是新书旧书,我也是这样做。 　　除了爱书,父亲还有很多喜好,例如,看电影、听音乐、吹口哨、收集有趣可爱的小玩意、养金鱼、做爱吃的小菜、种花草、集火花(火柴盒上的贴画)。走在路上,他嘴里时常吹着歌曲。他曾收集了几大本火花,有时还与其他火花爱好者通信交换各自多余的品种。这几本火花集前些年他送给了南京一位火花爱好者。 　　父亲不喜欢体育活动,从不主动锻炼身体,叫他出去散步从来叫不动。不像母亲,每天一早就到室外散步、打太极拳。游泳是他唯一喜欢过的体育活动,1972年从咸宁干校回到北京后,晚上下班后他还经常去游泳。直到后来患了一次比较严重的中耳炎导致耳膜穿孔,医生告诫耳朵进水中耳炎易复发,那以后他不再游泳,也不参加任何其他体育活动。 　　但是他喜欢看足球比赛。退休后,每逢足球世界杯赛,他会守在电视前整夜地看。其实他并不懂足球比赛,只要看到进球就大声叫好,也不管进球的是哪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