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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要倾听市场声音 　　在一家世界顶尖的制药公司的视角下，中国和美国正在进行的医疗改革如何影响着各自医疗市场的走向 　　 　　作为一家《财富》全球500强的企业，美国礼来的全球化之路是在中国起步的。1918年，这家制药公司在上海设立了第一个海外代表处。在将近90年之后，礼来自这种“中国情结”变得更具现实意义，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医药市场，同时，一场新的医疗改革也已逐渐铺开。从近年表现出来的势头看，礼来在中国获得业务上的巨大增长已经没有什么悬念，接下来的问题是，它如何证明自己同中国正在进行的医疗制度创新具有偕同发展的能力，因为这才是立足中国市场的根本。 　　 　　《新世纪周刊》VS李励达　戴文容 　　 　　中国和美国都在进行各自的医疗改革，同时这也是礼来最重要的两块市场，你们应该能冷静地观察这两种不同改革各自的得失。 　　李励达：关于美国和中国市场进行医药改革的问题，先说一下美国。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改革对于美国新总统和美国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他们一个关注点就是扩大医疗保障的范围，把它扩大到目前没有医疗保障的4800万美国民众。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要提高医药服务的质量，同时降低医药服务的成本。 　　礼来公司非常支持这样广泛的医疗保障措施，但是我们的立场也很明确，那就是医改过程应该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我们觉得在这个医改过程中，市场的作用还是应该得到保障的，而不仅仅要听从于政府的行政指令。第二个原则，我们觉得要以病人需求为先，任何改革措施都要聆听我们患者的需求、他们的选择。最后一个原则，我们觉得任何改革，都应该致力于推动创新，在医疗领域创新，在治疗领域创新。在美国现在所有医药方面的投入，制药方面只占10％。而我们觉得加强对制药业的投入，应该是提高医药保障的最好方式。因为如果我们药好，就可以避免病人到医院看病，避免到医院做手术，可以提高他们生活质量和工作质量。 　　我说到的这些原则，我觉得在中国也同样重要。我们很高兴、电很受到鼓舞，听说中国政府最近有计划进一步扩大医疗保障的范围。提高医药保障方面的服务，这??仅是一个社会方面的公益事业，同时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 　　 　　医疗改革在中国说了很多年了，最近有消息说，在药品定价方面有新的变化，您是否担心政策不确定性，给礼来在中国的业务带来挑战或者不确定性? 　　李励达：我想从个人角度谈谈中国医改可能给我们企业带来的影响或者变化。中国现在的医药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是有很多成分的。在中国13亿人口中，有经济能力能够寻求医药帮助的群体在不断扩大。这样一个群体的人数我想可以跟美国现在全国人口差不多是一样大的。中国政府现在关注的这个群体，基本是农村人口以及城市低保人员。我们非常赞同中国政府想要采取扩大医药保障体系措施，让基本医保覆盖到农村和城市低保人群。而且刚才也提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将会建立基本药物目录，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一些药物能够列入到这个目录中。比如说我们一些已经在疗效方面被广泛证明安全有效的老药品。 　　 　　制药公司似乎正承受着比以往更大的价格压力。据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强制要求制药商提高向医疗补助患者所提供药物的折扣，从15.1％提升至22.1‰并且承诺支持“生物仿制药”立法。你如何评价这些政策?这些措施若得以施行，对札来这样的制药公司会有什么影响? 　　李励达：美国有两个国家医疗保障计划，一个是为65岁以上老人、65岁以下残疾人士或各年龄阶段的重病患者提供的Medicare系统，一个是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Medicaid系统。现在有这样一些讨论，有可能会出台一些新的政策，要求企业如果希望其产品被纳入到这两项计划中，企业应当让利。目前并无定论。作为企业，我们也在关注政府的决定，我们认为所有的政策应当以不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为原则。 　　 　　作为一个在过去7年投入了200亿美元研发资金的企业，礼来是如何掌握巨额研发费用和企业利润之间的平衡点的? 　　戴文睿：长期以来礼来一直把年销售收入的16％～20％用于研发，很少有公司这么做，在这方面我们不是说全球数一的，也是数一数二领先的公司。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做研发好比一个农民种种子，不能追求短期的效应，有好收成的话必须投入，种好种子。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战略，我们致力于开发新的创新产品。 　　我们在中国研发领域主要从事两方面的工作，其中包括研发外包和地方企业建立伙伴关系。比如我们跟一些学术机构，一些企业，刚刚创立的一些新兴企业进行合作开展研发。中国在我们礼来全球的研发领域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我们最早于2002年与上海开拓者化学研究管理公司建立了合作，从事早期化合物的开发，通过合作，我们也与中国本地的高技术人才建立了联系。同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研发成本的差异，也能够节省我们公司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