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于丹现象”的是与非.docVIP

围绕“于丹现象”的是与非学术中国》于丹讲《论语》的是非，是依据文化常识，学术常识就能判断的，本来是很清楚的，并不需要繁琐的考察、论辩。然而，当前中国文化状态就将这个是非判然的文化事件，变成了令人有口莫辩的文化现象。在当前中国文化场中，由于权力和资本的畸形胶织，对于这个被强势媒体定义为“奇迹”的文化现象，不仅普通民众的判断力失效了，而且中国学术界的思想被集体中止了，偶然有例外而坚持思考质疑者，则被超强的集体钳制力量而强行“去势”了。　　在于丹讲《论语》以来，大半年的时间中，有署名“塞外李悦”、“马千里”和“十博士”等诸多学者通过网络和平面媒体发表对于丹的尖锐批评。他们的批评，概括起来，有三个要点：第一，于丹讲《论语》，有大量的常识错误，严重曲解了《论语》本文；第二，于丹的讲解，缺少对《论语》的必要尊重，为我所用，牵强附会；第三，以于丹本人的学识，联系现实向听众谈其个人心得无妨，但不当用《论语》为自己做包装。尽管在众多批评中，包含有过激言论，但是，平心而论，多数批评是有理有据的，而且表现了既对社会文化负责，也对于丹负责的学术态度。　　但是，面对这些批评，不仅于丹本人始终故作清高姿态推诿搪塞，而且支持于丹的强势媒体对批评意见作了仗势欺人的打压。比如，诸多媒体异口同声地指责“十博士”是急于自我出名，借于丹作自我炒作；在《光明日报》上，更有署名“朱杰人”的文章这样指摘批评于丹的学者们说：“他们的愤懑却无法改变易中天和于丹的成功。易中天和于丹的成功，人们看得比较多的是市场效应：大把大把的现钞落入了出版社的账户和作者的荷包。而随着名人效应的不断发酵，他们的其他作品也开始一路畅销，这必将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一现象，恐怕是引起不平的最大原因——试想，那些皓首穷经的学者们，面壁十年、几十年，依然默默无闻，依然两袖清风。”　　在媒体依靠舆论强势打压对于丹的批评声音的同时，数名博学位尊的前辈学者也公开表示了他们对于丹程度不一的肯定和支持。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李泽厚和任继愈。李泽厚在《南方周末》发表讲话说：“我支持于丹。1994年，我在《论语今读》前言中有一段讲到这个问题，我说，‘如果今天从《论语》(等经典)再作出某些新的摘录编写，加以新的解说发挥，它们不同样可以与《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起着慰安人际、稳定社会、健康身心的功能作用吗？’我没想到，十多年后，于丹做了这个事情，并获得了如此多的听众和读者，我祝贺她成功。《圣经》在西方的重要作用，就是稳定社会、慰安人际。于丹就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这起着同样的作用，宗教并不是坏的，它有稳定社会的积极功能，当年儒学和《论语》也起了这种作用。”（《李泽厚：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任继愈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也说：“解读《论语》的著作能成为超级畅销书，这是好事，说明了社会上对传统文化有饥渴感。研究和普及《论语》需要各种角色，有人打前站造声势，有人跟进作深入研究，挺好的。于丹的解读是一家之言，如果有错误，可以讨论批评，百家争鸣总是好的。”（《问题的思考比批评于丹更重要》）　　因为有强势媒体的“力挺”和多名权威学者的“肯定”，再加以受众的追随，于丹真的就俨然成为一个挽救中华传统文化的英雄，一个为当下生存迷茫的中华民众带来福音的“布道士”，总之，一个“奇迹”。某大报记者在专题文章中就这样宣称：“于丹，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普通教师，仅仅因为在央视开讲《论语》７天而迅即‘红’遍全国，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和追捧，乃至成为一种罕见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一个值得媒体关注和思考的奇迹。”?（《于丹现象”给了我们什么启示？》）然而，“于丹现象”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吗？学者杨念群的分析是很透彻的：“于丹现象是被主流媒体进行甄别选择后，又迎合了大众极度需要精神慰藉的心理而诞生的现象，其实从本质上而言与解读《论语》本身是否准确的学理性讨论已经没有多少关系。十年前大众中就出现过一手拿着炒股票书、一手拿着禅宗语录的怪异形象，可谁也不会傻到会以为这些人真对探讨传统文化本身感兴趣。”他明确指出：“于丹个人背后是中国整体文化的堕落和无奈。”（《问题的思考比批评于丹更重要》）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不仅媒体持续进行对“于丹”的造星运动，也不仅普通大众在媒体诱导下追捧“于丹”，而且当下学界也出现将“于丹”作为万灵药和强心剂、甚至作为泄愤解气的棍子的风潮。一则报道称：“时下，一本《论语》心得的销量居然超过了经典原著《论语》，这一现象引起教育界人士关注。昨天，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启动暨教学质量月表彰大会上，校长李进表示，今年该校将投入200万元用于教学奖励，鼓励教师学于丹”，其校长称“于丹现象给予我们教师最大的启示，是要我们研究教学当中的话语转换系统。”?（《新闻晚报》，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