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傅抱石奖南京水墨画传媒三年展研讨会专题论文.docVIP

首届“傅抱石奖·南京水墨画传媒三年展”研讨会专题论文 多元叙事：1990年代以来中国水墨文化研究 王 嘉 （广东美术馆副研究员） 组 别 第一组（多元与现代的关系） 研讨时间 2004年9月 内容提要 本文围绕多元与现代的关系，结合对60位艺术家的250多件作品的具体分析，对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水墨文化提出若干独到见解。 主 题 词 水墨、多元、现代、文化、语言、叙事 作者介绍 王嘉，男，副研究员，广东美术馆研究及展览策划人，曾参与“进入都市：当代水墨实验专题展”（1999）、“中国·水墨实验20年专题展”（2001）、“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2002）等展览的组织工作。多篇论文见刊《美术研究》、《人民日报》、《大公报》、《美术报》、《美术馆》等海内外刊物。 论文框架 关于“多元” 多元：语言的变革 笔墨、水墨及其他 视觉呈现方式的多样化 多元的叙事方式 陈述型（直叙、倒叙、转叙） 介入型 并列型 多元：情结的趋向 发现情结（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自我、人与宇宙） 体验情结 都市体验和乡土体验 多种方式的本我体验 当代语境中的女性体验 反思情结（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对文化问题的反思） 多元：展望未来 多元叙事：1990年代以来中国水墨文化研究 王 嘉 （广东美术馆副研究员） 1990年代以来中国水墨文化发展呈现出“多元”态势，一方面给中国水墨文化带来了更为宽绰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水墨文化的前景提出了新的期待。特别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语境底下，中国水墨文化转型过程中必然面临的问题，比如：（1）多种视觉载体的可能性问题；（2）本土话语方式的可行性问题；（3）社会传媒渠道的必然性问题；（4）当代文化生态的前瞻性问题等，不但激荡在艺术家的创作态度和实验历程中，而且同样促进着学术界对不断自我刷新的中国水墨文化加以动态梳理，并为重构中国水墨文化的价值体系求证相应的逻辑依据。 本文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水墨文化的考察，立足于两条主要线索：（1）中国水墨文化的语言变革；（2）中国水墨文化的情结趋向。这两条线索有着不同的文化意义，前者为中国水墨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更多的平台和通道，后者则体现着中国水墨对当代文化的介入与超越。尽管如此，如果把“中国水墨文化”放置到总体意义上的“大文化”的时候，还是可以发现这两条线索之间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前者（语言变革）的铺垫，使中国水墨文化具有了蔚为强悍的内驱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语言“能指”空间。但是，如果没有后者（情结趋向）的延展，中国水墨的形式语言就会缺少足够依偎的温床。而恰恰是后者的发展，保障了中国水墨跟当代文化之间的精神同构，并连同活灵活现的语言形式一起赋予中国水墨文化以开放而隽永的生命。 关于“多元” 1990年代中国水墨文化的“多元”，在历史逻辑上是1980年代的发展和延续。 1980年代对传统水墨的种种质疑和突破，不管是以吴冠中、谷文达、刘国松、周韶华等为代表的艺术家从不同角度在作品中对水墨传统语言的转换；还是以吴冠中关于“绘画形式美”、刘国松关于“革中锋的命”、李小山关于“中国画走向穷途末路”等为代表的前卫的理论倾向，对中国绘画传统理念的冲击，尽管这些创作和理论观点，在当时就已经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文化觉醒作用。但是，从文化延续性的角度来讲，1980年代所发生的这一切，其在当代视觉文化史的上下文关系，只是到了1990年代，经过中国水墨文化近乎风暴般的“多元”发展之后，才更为清晰地凸现出来。 1990年代是中国水墨文化的重要转折，不仅体现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使1990年代初的文化思潮呈现出一种与1980年代迥异的面貌……19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被深深地卷入到国际化的艺术格局中”（注1），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外部要素之外，中国水墨发展的内部要素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突出体现在“到了1990年代初，全新的水墨艺术形态大约以新水墨写意、新的彩墨抒情、新文人画及正在崛起的不属于上述任何一派的——现代水墨艺术等，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画坛。”（注2）惟其如此，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水墨文化呈现出多元态势，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中国水墨文化有着相当丰富的内涵，其中的多元性在上述因素之外，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容。比如，“现代性”的问题。关于“现代性”，朱青生谈到：“现代水墨有两个范畴，第一是现在活动着的人用水墨材料作画，第二是用水墨这种方法对现代性问题的回答，即用水墨实现现代化的实验。”（注3）这段话所谈到的关于“现代性”的两个范畴，其实包含着这样三个概念：一是“人”，二是“作品”，三是“实现”。 在这三个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作品”是水墨文化最为关键的构成要素，但是在这个视觉文化系统中，如果只有“作品”是远远不够的，还得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