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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论文：经典时代社会学家视阈下的宗教 摘要：运用文献法梳理了经典时代三位社会学家的宗教社会学思想。通过对宗教的本质、宗教社会学的研究旨趣、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的分析可见，涂尔干、西美尔和韦伯关注的核心议题虽然一致，但研究视角和方法论迥然相异，他们共同推动了宗教学研究的第一次范式转型。 关键词：涂尔干；西美尔；韦伯；宗教；社会 宗教社会学诞生于以欧洲为中心的经典时代。其间，涂尔干和韦伯因对宗教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而被公认为宗教社会学的开创者。探析两位大师的宗教社会学思想，历来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不过，笔者认为，宗教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虽得益于涂尔干和韦伯两位巨擘的贡献，但也不能忽视了其他社会学家。在经典时代，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也曾撰文多篇解析宗教现象，其倡导的“形式社会学”也为认识宗教提供了独特视角。可以说，在推动宗教研究从“神学的”向“人文的”转型过程中，三位大师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基于此，本文拟以宗教社会学的四个基本问题为切入点，运用文献研究法梳理三位大师的宗教观，以期呈现经典时代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图景。 一、本质关切：宗教的内涵与起源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是最能体现涂尔干宗教社会学思想的一部力作。书中，涂尔干批评了斯宾塞、缪勒等人对宗教内涵较为褊狭的理解，反对将宗教视为对“超自然力”的信仰。他指出，“神圣性”是宗教的根本属性，“信仰”和“仪式”是构成宗教的基本要素。为了在宗教与巫术之间划清界限，涂尔干还提出了宗教的另一构成要素—教会。他把教会界定为“由具有共同信仰和仪式的人结合而成的道德共同体”。通过对三个构成要素的分析，他指出，宗教是一种与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和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1]42 关于宗教的起源，涂尔干认为宗教是群体意识的产物，起源于集体行动。在对澳洲土著的宗教生活进行考察后，他指出，澳洲土著的宗教生活是两种状态的交替：一是平静的凡俗状态，一是兴奋的欢腾状态。宗教祭典犹如强烈的兴奋剂，推动人们进入集体的欢腾之中，而这种欢腾造就了一种“意识”。当人们被这种“意识”控制和推动，所思所为都与平时不同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不再是自己”的感觉。宗教观念正是诞生于这种感觉，诞生于欢腾所产生的“力”[1]192，换言之，宗教的本质就是群体意识，宗教生活不过是集体意识的表征而已。 [2]94。在1898年发表的《论宗教社会学》中，他指出，宗教虽然既没有与形而上的思辨划清界限，也未同鬼怪迷信完全对立，但其本质可以通过人际关系表现出来。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入聚集状态，这种状态一旦获得独立，并与外在发生关系，我们便称之为宗教。”[3]27可见，在西美尔看来，宗教的内涵就是人与人之间有意义的互动。与涂尔干一样，西美尔也将“信仰”视为宗教的核心要素，但他强调，信仰是关系形式的积淀，彻底的信仰往往能够摆脱相应的社会成分的束缚。 [3]3在他看来，人们在相互接触中，在精神互动中会逐渐形成一种基调（ton），①这种基调逐步提高直至脱颖而出，就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宗教。换言之，社会关系经过不断的凝聚和脱俗，就会走向宗教观念。可见，西美尔对于宗教的分析是统摄于形式社会学的视角之下的，即宗教的本质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中。 对于宗教的起源，韦伯首先从分析“精灵”（thedivine）信仰的神秘性入手，并得出结论：“超感官力量”会介入人类的命运，安排神祗与人的关系推动了宗教观念的发生；然后，他以“象征主义”对“自然主义”的取代过程论证：将事物进行“意义化”使人类行为具有了象征主义色彩；再后，他探讨了祭典对“神观”的维系功能，并以“理性化”为切入点，指出神祗地位的确立得力于人们的“理性”需求，[4]31于此，韦伯回答了宗教的起源问题，即最初对某些人或物所具有的卡理斯玛表达崇敬是此世性的、经验性的，后来具体经验被逐渐抽象化、神圣化，而当人们基于理性的意图去礼神时，宗教便已出现。可见，韦伯关于宗教起源问题的分析是从个体出发的，这与涂尔干的分析路径恰成对照。 涂尔干毕生致力于将社会学建设成为一门严整的实证科学。在他看来，宗教是一种“社会事实”，是一种信徒出生之前、外在信徒之身的客观实在。他详细分析了原始部落的图腾制度，指出“图腾制度不是关于动物、人或图像的宗教，而是关于一种匿名的和非人格的力的宗教”[1]182，认为这种隐匿于物形下的能量才是人们膜拜的真正对象。通过对曼纳（mana）观念的考察，他得出结论：唯有“社会”才是各色神祗的始作俑者。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以及之前出版的《宗教现象的界说》中，涂尔干的研究都指出了宗教社会学的任务，那就是，解释宗教所表现的“实在”从何而来，以及是什么促使人们用宗教这种形式来表达实在。那么，如何对宗教这一社会事实进行研究呢？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