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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产生与治理的两个视角 腐败产生与治理的两个视角 腐败，简单来说就是指以公权谋私利，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即运用公共权力实现私人利益的行为，其基本特征是公共权力及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腐败状况趋于恶化，学术界对腐败问题的研究逐渐进入了一个高潮阶段，并一直保持着足够的热度，相关文献汗牛充栋。而在众多腐败问题的理论与对策分析中，有两个较为独特的视角对于我们认识腐败的本质、认识我国腐败的形势有所裨益，或许值得我们继续深入进行探索。 　　一、腐败产生与治理的个体效用视角 　　在对腐败问题的认识上，传统的理论曾长期把其看成是由一时的冲动而引发的非理智行为。李怀（1996）指出，这种观点在现实中是遭到否定的[1]。若这种非理智主义的解释能够成立的话，则权力腐败应当仅表现为一种偶发性现象，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在权力运行的现实中，权力执掌者的行为选择首先取决于其欲望和动机。按照经济学的一般方法，可以合理假定权力执掌者都是具有利己私心的理性经济人，如果假设现行制度的缺陷使得：①腐败行为的约束条件为零；②腐败的行为后果的社会惩罚率为零，那么权力行为的动机就完全取决于权力执掌者对效用的价值判断和追求。即是说，在自我约束无力、外部约束缺乏的情况下，腐败行为的发生有必然性。同一时期，相似的观点被大量的学者提及。程厚思和曹文（1997）指出公职人员的理性自利心理是腐败的动力来源；而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权力配置资源是腐败行为得以产生的制度基础，构成了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2]。这两个因素使腐败的产生存在了可能性，腐败发生与否依赖于其它一系列主客观的制约因素，包括掌权者的需求偏好、道德水平、权力制约、法律惩罚等。然而在现实中，自我道德约束的不可靠、外部约束的缺乏和绵软，使腐败成本过低、腐败收益过高，公共权力掌握者作为理性经济人必然会选择腐败。樊纲（2000）认为现实中克己奉公、大公无私的官员在数量上是处于少数的，多数人是有私心的，这就是以公权谋私利的腐败行为泛滥的内在原因。郑利平（2001）也提出，对于个人腐败的分析应更多地从理性经济和预期效用的角度出发。 　　从这个角度出发，腐败行为的产生是由于在自利的心理下，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与比较后而做出的理性决策。当腐败行为的个人收益远大于其所付出的成本时，理性经济人必然会选择腐败。所以治理腐败的关键就在于使腐败行为成为高成本低收益的行为，许多的反腐对策、手段的原理都可以归为这一点。这些都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完备法制、严密法网，增加腐败被查处的几率。几乎所有的反腐对策都会提到要提高腐败被查处的概率，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建立强有力的监督体系，提高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等。从个体效用视角出发的反腐对策，是要通过多种手段，使腐败活动成为一种成本收益比极高的一种不经济的行为，则在理性自利的人性前提下，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即有腐败机会的人，必然会理性地选择不腐败。 　　二、腐败产生与治理的社会经济转型视角 　　亨廷顿在其代表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会导致发展中国家腐败形势恶化。这一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受此理论的启发，很多学者在分析我国90年代以来腐败形势的恶化时，也认为社会经济的转型是一个重要原因。盛宇明（2000）指出在党和国家极为重视反腐的情况下，腐败现象却愈演愈烈，成为广泛影响经济人行为的现象，主要是因为经济转型使我国经济制度存在更多的腐败供给和对腐败的更强的需求[3]。过勇和胡鞍钢（2003）对中国转型过程中特有的腐败形式行政垄断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认为我国行政垄断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后旧体制留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转型中最严重的腐败形式之一[4]。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政企不分，使得寻租等腐败行为相当普遍，而且腐败供给方的主体主要是企业，不仅滋生个人腐败行为，还产生系统性腐败。过勇（2006）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腐败蔓延的原因，认为主要在于经济转轨和与之相伴的制度变革不同步[5]。具体而言，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首先是转轨过程破坏了非正式制度，造成道德败坏，导致腐败动机大幅度提高；其次是转轨过程打破了原有的制度体系，而与新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建立滞后，造成制度漏洞，腐败机会大量增加；最后是转轨过程削弱了制度执行力，造成腐败行为被发现概率低，制度约束失效。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我国社会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权力腐败的蔓延。 　　这一视角从中观和宏观层面关注整体腐败形势。在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制度结构和环境发生了变化，资源从计划分配到市场配置过渡，权力从中央向地方下放，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管控，企业对政府保护的渴望和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