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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献——近代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二　在我国浩瀚而珍贵的历史档案中，如以年代久远而论，甲骨档案可说是首屈一指的了。甲骨档案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商、周时期（确切地说是殷商和西周早期）所特有的一种文字记录，是现在能见到的我国最古老的档案实物，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这一事实，雄辩地说明了我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悠久和我国档案事业的源远流长。本文拟就甲骨档案的形成过程、内容梗概、保管、出土情况及其意义等方面，作一些粗浅的介绍。一　任何档案都是时代的、历史的产物，甲骨档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我们知道，在奴隶社会兴盛发展的商、周时期，虽说社会生产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迷信占上习俗依然严重存在。商、周的统治者都自命为上帝的后裔，是上帝意志的执行者，所以他们的一切活动，都要通过占卜来请命于上帝和先公先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甲骨档案随之而产生了。　所谓甲骨，乃是龟甲和兽骨的统称。这些东西是当时占卡的用具，也是一种书写材料。根据卜辞和其他文献的记载来看，当时的占卜活动是相当郑重的，并有一整套的规定程序。首先是要选好占卜用的甲骨。甲主要是用龟的腹甲，因为腹甲平整而光滑，也有用龟背甲的；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选好材料之后，经过一番锯削、刮磨的整治，然后在甲和骨上，按照一定的间距和规格钻出许多圆窝，并在圆窝旁边凿成梭形的凹槽（此即所谓“钻”、“凿”）。这就成了备用的占卜材料了。占卜时，通过一定的宗教仪式，先把要卜问的事情向上帝或祖先交代清楚，然后用一支炽燃的圆木炭棒，在圆形的窝中央或梭形凹槽的侧旁烫灼，这时候，在甲或骨正面的相应部位，就会出现裂纹。这就是要求问的“卜兆”，占卜者就根据这些“兆”来判断吉凶。之后，占卜者往往还要将卜问的原委以及后来应验的情况，用锋利的玉石或刀子刻写在甲骨之上，并在字迹上涂以朱色或墨色。最后，这些占卜过的甲骨，都被妥善地保存起来。不难看出，这一系列的占卜程序，也就是甲骨文书的形成过程。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人们又称这些甲骨文书为甲骨卜辞。　一片完整的甲骨卜辞，大体上包含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叙辞”，记载占卜的日期及卜官的名字；二是“命辞”，记述问卜求告的事情；三是“占辞”，记述裂纹显现的征兆，四是“验辞”，记载日后应验的情况。这里，我们以《殷虚书契菁华》一书中所著录的一片甲骨为例，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癸巳卜，贞旬亡田，王日：其土来 川至。五日丁酉，允生来鼓自西，告曰：土方于我东，二邑，方亦牧我西鄙田。”[1]　这段卜辞的大意如下：“癸巳卜”，是记载占》。日期，当时已用干支做为记载日期的方法了。“敝”是占官员的名字。这是叙辞。“贞旬亡 ”，意思是卜问下一旬之内有没有灾祸降临?这是命辞。“王曰：其有来，川至。”是占卜之后殷王依据卜兆做出的判断，说是有灾祸，将有国难来临。这是占辞。从“五日丁酉”到全文完则是兆验辞，它记载了应验的情况：到癸巳卜后的第五天丁酉，果然有国难来自西方，土方和方都来进犯边境。　很明显，这种记载已经超出了占卜记事的范围，它不仅是占卜之辞，而且是当时史实的直接记录，具有了明显的书史性质。所以，考古学家陈梦家曾明确指出，这些卜辞可以看做是政事决定的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　由于当时统治者崇尚迷信，事事都要求告于神灵和祖先，因而甲骨档案的记事范围非常广泛，上自国家的大政，下至帝王贵族的私人生活，诸如祭祀、天时、年成、征伐、旬夕以及田猎、疾病、生育等，无不取决于占卜（从西周早期的甲骨卜辞来看，周王的占卜多限于重大的政事和农事，而不象殷王那样遇事即卜）。正因为如此，使得当时社会活动各方面的情况，在甲骨档案中都得到了如实的反映（除卜辞之外，商代还有记事刻辞和表谱刻辞）。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殷商和西周不仅有甲骨档案，同时还有典册。《尚书·多土篇》就明确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只是这种书于竹木的材料，现在还没有发现。但是，这时的占卜是统治者政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则是非常明显的，形成大量的甲骨卜辞也是必然的。为了占周两朝都设有专掌卜事的职官，他们既是直接从事占卜、祭祀的人员，是神权的掌握者和传达者，同时也是国家的重要执政官员，他们位高权重，对统治阶级的一切活动都有重要影响。如果我们从档案工作角度来看，这些卜官不但是甲骨文书的制造者，而且也是甲骨档案的形成者、保管者，自然他们也就具有文书、档案工作人员的职能了。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档案工作的认识远不象我们今天这样。　岁月在流逝，历史在发展，曾经盛极一时的奴隶制大国殷商和西周，经过几百年之后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当时作为商代后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殷都（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以及西周早期活动中心的吱邑（今陕西岐山县凤雏村一带），都逐渐荒芜下来。《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秦朝末年，项羽率领的起义军在漳河岸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