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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隔世听风雨 被当做惩办官员依据的晚清名著§ 晚清小说家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是我国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直面社会而取得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也是谴责小说的代表作，首开近代小说批判社会现实之风气。全书从中举捐官的下层士子赵温和佐杂小官钱典史写起，由三十多个相对独立的官场故事连缀起来，涉及清政府中上自皇帝、太后、军机、中堂，下至官场小人物等一百多个大小官吏，并将这些形形色色的官僚们的各种恶行丑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为升官而逢迎钻营，蒙混倾轧，或侵吞公款，贪赃枉法；或卖官鬻爵，大发横财；或名“剿匪”，实则害民；或冒名得官，寡廉鲜耻；或媚外惧洋，奴性十足。作品犹如一幅封建社会末期官场的百丑图长卷，触及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官场现形记》写于1901年至1905年，1903年至1905年在《世界繁华报》上连载，同时由该报馆分五编出版，每编线装六册十二回，共六十回三十册，近八十万字。《官场现形记》在报纸上连载时，几乎震动了整个上海滩，编辑部每天都能收到读者热情洋溢的来信，有时多达上百封。有的赞誉作者是“铁面无私的包青天”，有的将作者比拟成“救世的手术师”，还有的夸赞作者是“锐眼的上帝”。 由于《官场现形记》在晚清官场上风行，写的又多是实人实事，所以震惊了衙门和朝廷。关于此书的种种消息，很快传到了慈禧太后的耳朵里，于是，“慈禧太后索阅是书，按名调查，官吏有因以获咎者”。看来慈禧太后读到此书后很是生气，并把清末政令倒行、法纪废弛的责任都归罪到了官员们的腐败、胡来、不争气上。她把《官场现形记》当成了惩办官员的黑名单，按图索骥，抓人办人。 朝廷上的一些人对小说《官场现形记》恨得咬牙切齿。摄政王载沣就曾下令通缉此小说的作者，并令两广总督端方派人刺杀这个胆大妄为、扰乱社会的作者，取缔连载此作品的《世界繁华报》报社。由于当时《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署名是“南亭亭长”，因而官府在通缉“檄文”中就扬言：“只要抓到“南匪”就格杀勿论！” 李宝嘉也不断收到恐吓信，甚至子弹和砒霜等警告物。他遇险不惊，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世界繁华报》报社（其创办人就是李宝嘉）化整为零。他本人迂回于英、法租界中“游击”办公，通过密友的关系，进行地下印刷。李宝嘉始终以一种大无畏的气概，受挫不折，报纸一日未停。为显示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豪气，他将笔名干脆改为正名，并且以诗言志：“往日醒尘梦，尔今更抖擞。慷慨告天下，仍作不平鸣。”如此，李宝嘉和他的《官场现形记》终于躲过了劫难。章太炎评价李宝嘉是“固执大义，以文救国”的人。柳亚子先生则盛赞他是“强项不低首，力作扫妖氛”。就连当时远在日本留学的秋瑾女士都寄来热情洋溢的勉诗：“刺破画皮促民醒，元群不愧轩辕孙。” 在谈到晚清的“谴责小说”时，当时的人们喜欢将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相提并论。但鲁迅先生评价说：“相比这两部小说，尽管各有所长，多有风骨，但从广度和深度看来，还是李伯元冠其首。因为他本身的经历，决定了他充塞爱国情的反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也曾说，清末的谴责小说以“南亭亭长（李伯元）与我佛山人（吴趼人）名最著”。 李宝嘉，字伯元，一字行，笔名“南亭亭长”、“游戏主人”等，1867年出生于江苏常州（武进）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由于幼年丧父，无法读书，他只好投靠在山东城阳做官的堂伯父李翼清处栖身。哪知这位“李大人”不知好好保护自己的“乌纱帽”，死抱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固执，和“小百姓”一起抗捐抵税，得罪了上峰受责。他一气之下，扔掉“乌纱帽”，愤然辞职，回到原籍老家常州。但他并没有去“卖红薯”，而是成天除了写诗著文外，就是辅导、指点侄子李宝嘉读书。 李宝嘉自小聪慧过人，在伯父李翼清的苦心培植下，到二十六岁那年，他参加考试，中了第一名秀才。翌年赴江阴乡试，按成绩，应名列金榜，可是典试官借口李翼清有“叛逆皇法之前科”而株连子侄，结果李宝嘉名落孙山。 1896年，李宝嘉只身闯荡上海滩，在法租界的一家商行找了一个“庶务”的差使，后来到《指南报》报社当了一名编辑。1897年6月，他干脆自己独立创办起一份《游戏报》。《游戏报》涉及内容广泛，有市井新闻、谐文、诗词、灯谜、碑传、楹联、酒令、论辩等栏目，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更令人叫绝的是，每期约五千字的各类稿件大都出自办报人李宝嘉一人之手，他文笔诙谐，寓意深刻，写的又都是与民众十分接近的人和事，所以一时间《游戏报》风靡整个上海，成为各阶层市民茶余饭后必读的报纸。李宝嘉办《游戏报》一方面是供市民休闲消遣，另一方面也是有感于国贫民疲、世风日下而“假游戏之说，以隐喻劝惩”，希望社会能有所改良。 《游戏报》问世后，颇受读者的欢迎，发行量很快由几千份上升到几万份，一度出现洛阳纸贵、供不应求、报贩加价出售的现象。为了对官场进一步批露和讽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