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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过一道“青春”坎 作者：特约记者张智慧发自上海 怎么将越来越普遍和深刻的不安情绪，转化为积极奋斗、改造社会的青春能量，是现在的头等大事。 　　“青春”正在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当“青春”的叙事浮上社会表层，其政治文化含义早已和20世纪初、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不同。它是对“困境”的揭示，但似乎也是在开启另一扇门前的精神表征。 　　如何看待今天“青春”的挣扎？它折射出了中国什么样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又会对中国的走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南风窗》特约记者专访了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主任、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教授。 　　 　　今天的青年还有优势吗 　　《南风窗》：最近出现不少涉及青春主题的影视和小说，有的还很火，对此您怎么看？您是怎么理解和界定青春的？ 　　王晓明：大家都来谈道德，往往正是道德出了问题。现在好像“青春”成了一个话题，大概也是因为这个时代的青春出了问题。 　　当下中国，看上去好像日新月异，比如上海的城市面貌，变化之快之大，都很吓人，但是，你很难说这是一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社会，在许多方面，保守、陈腐的气味反而很重。因此，今天的青年人，大概普遍都感觉到压力和苦恼。 　　回想我进大学的时候（我是77级，78年初进大学），我的许多同学都很自信，我们觉得自己代表着新的历史观、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文化，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可以改变中国。30年后回头看，当然可以说那时候是太轻信、太幼稚了，但是，这种觉得自己代表了新的未来、有力量改变世界的信心，无疑正是“青春”一词的应有之义。今天的年轻人，是不是也一样有这样的信心？ 　　《南风窗》：我发现身边有一些这样的青年，他们认为长辈的思维结构太陈旧，自己必须超越他们。但更多的年青人觉得改变现实太难，自己啥也做不了。我想，每个时代的青年都会碰到一些不利的，甚至很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坏境，他们该如何面对呢？ 　　王晓明：与其他年龄的人群相比，今天的青年有哪些优势？我想，从“out”这个词的流行来看，有一个优势是明显的：对时尚的了解，对新的网络和通讯科技的应用，例如网上购物、手机通讯之类，青年，尤其是城市里的年轻人，在整体上比其他年龄的人群有较大的优势。 　　但在别的方面，工资收入、政治地位、文化知识，今天的大多数年轻人，大概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优势吧。光是就业竞争和房价这两项，就将许许多多年轻人压得直不起腰。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九斤老太”式的偏见，我觉得现在的青年，似乎没有什么真正能让他们骄傲地挺胸昂首的东西。 　　当然，这原因主要不在年轻人，而在社会。今天社会的主流意识是，物质比精神更重要，现实比理想更有力，因此，这是一个对年轻人特别严酷的社会，因为相比其他年龄的人群，年轻人所能拥有的，主要就是精神和理想。如果年轻人不能对如此消极和保守的流行意识大声反驳：不对，精神才是根本，理想更为重要，那么，他们就真是没什么可骄傲的了。 　　光是生理性的年轻，是没有什么用的，所有的中老年人都曾经这样年轻过，再怎么年轻的人，也终将一步不停地逐日老去。“青春”主要是一个心理和精神的概念，如果初生之犊就怕虎，那这个社会就没什么青春可言了。 　　白领和民工是共同命运 　　《南风窗》：您的意思是年轻人与理想主义、反叛父辈文化密切相关？ 　　王晓明：是啊，比如说，在现代早期，也就是20世纪的最初40年里，许多官宦人家的子弟和富家子弟，背叛自己的阶级和父辈，为天下穷苦人的解放而奋斗，与出身农工家庭的年轻革命者共享基本的革命理想和价值观念。可今天呢，年轻人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乃至扩大了父辈的社会和阶层分化，“官/富二代”与“贫二代”之间，整体上尖锐对立。因此，今天中国的社会分化，主要不在横向的代际之间，而在纵向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 　　这是一个比较糟糕的情况。如果代际差异大，说明社会真的是变化比较大。今日社会表面上眼花缭乱，可年轻人之间却缺乏追求社会进步的共同理想，这暴露的，正是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结构的僵化。 　　《南风窗》：今日的“官二代”、“富二代”及其父辈们有没有理想主义倾向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该寄希望于哪些青年？ 　　王晓明： 整体上说，我对今天的“官二代”、“富二代”不抱什么希望，其父辈的集体文化太差。因此，今天更该看重的是另外两大青年群体，一是都市白领，二是农民工子弟，如果这两个群体的青年能够形成一些良性、积极的社会共识，一同起来奋斗，那中国就大有希望。 　　问题是，这两大群体如何形成积极而共同的社会理想？我觉得重要的前提之一，是都市白领破除幻想，不再以为自己坐在办公楼里，与隔壁工地上的农民工不一样：你们被车子甩掉了，而我们已经上车。实际的情形绝非如此，车子是开得飞快，但只有少数握有钱权的人士坐在车上，其他的年轻人统统被关在车外，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贫二代”。 　　 　　年轻人为何逃避理想 　　《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