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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中我国外向型经济战略的提升 全球价值链中我国外向型经济战略的提升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刘志彪 【专题名称】工业经济 【专 题 号】F3 【复印期号】2007年03期 【原文出处】《中国经济问题》(厦门)2007年1期第9～17页 【作者简介】刘志彪，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 【内容提要】 在加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长三角地区的外向化发展有形成新的“依附经济”的趋势。过度注重初级要素专业化的产业发展战略，有可能引发严重的产业衰退。以不适当的方式加入全球商品价值链，容易被锁定在低附加价值的低端路径，从而出现“贫困的增长”。摆脱依附性发展的关键，在于增加对产业部门的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即要在产业生产领域增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密集的高级生产者服务的投入，把价值链转化为具有促进产业升级功能的学习链和创新链。 【关 键 词】外向型经济/依附经济/全球价值链/高级生产者服务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国际代工是推动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主要特征是以引进外资进行加工贸易或积极主动地接受发达国家企业的外包订单。在这一发展格局下，跨国公司主导着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增值率较高的价值环节；FDI企业是承接国际订单的主体。本土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严重的挤压，或者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被迫依附于跨国公司或海外进出口商。因此未来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是要超越国际代工者的角色，实现产业链向高端攀升（刘志彪，2005）。 对我国外向型经济战略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一个主要的视角是林毅夫等人所强调的比较优势理论（1999）。他们认为，中国是初级要素特别是劳动资源丰富而资本要素稀缺的国家。当开放战略把自己定位于专业化生产初级要素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会使其产出增加并使其出口具有竞争力；同时会使缺少比较优势的资本品进口增加。这样，国际贸易的规模就成为内生变量。对本国比较优势偏离度越小，其产出就越有国际竞争力，出口就越多； 同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品产业产出会减少，相应地对其进口会增加。但是由于有竞争力的出口会带来更多的收入，使得该国有条件实现这种进口。这一理论基本上反映了过去我国东部地区贸易量迅速增长的历史轨迹。但是该理论对长三角等地区未来外向型经济结构和战略的调整，存在着较大的不稳定性。 其中问题之一是：当长三角地区把自己定位于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产品时，并不能够排斥其他初级要素密集的经济体也作为竞争者加入的竞争。当某些可能具有更强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体进入全球化市场（如印度、越南等），而地区的商务成本不断上升、产业升级因种种原因出现滞后时，再继续把竞争优势集聚于原来的初级要素，可能非但难以实现出口收入的持续增加，反而会陷入“贫困化增长”的不良格局①。 问题之二是：案例研究证明，以不适当的方式把自己定位于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很容易在全球价值链的网络中，被走“高端道路”的先进国家的先进企业俘获，很容易在市场势力不均衡的这种网络中，被长期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走“低道路”，其产业升级的任何实质性的努力，都会遭到来自高端企业的阻击，因而只能长期维持粗放型增长模式。 另一些学者运用Gereffi等人（1994,2005）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理论，把外向型经济战略的调整与升级问题，放在GVC中本地企业升级的框架内论述（张辉，2005）。这种微观视角的分析，要比林毅夫等人的宏观分析更为具体。GVC理论认为通过价值链中的动态学习和创新机制，可以逐步改进中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地位。按照Gereffi的看法，GVC有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和购买者驱动（buyer-driven）两种类型，GVC中本地企业的升级，与GVC的形式和这种形式下的治理模式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在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中，全球性大买家出于竞争和自身利益的考虑，会鼓励下游各个层次的供应商和分包商加快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产业升级的次序将会遵循“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线索，同时OEM→ODM→OBM的转换，被视为产业升级的主要路径（Gereffi, 1999; Humphrey amp; Schmitz, 2002）。应该指出的是，目前这种升级途径仍然局限于个别案例的研究，总体来说只是GVC理论中的一个研究假设，实际的传导机制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次序的“自动传递”效应？理论上并不清楚。而理解这个问题，却是目前处于GVC低端的中国本土产业外向化升级的关键问题。 上述理论总的倾向是对欠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