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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与生活 一、电影《孔雀》引发的思考 很荣幸在这个高雅的殿堂来讲通俗文化，我想讲一个稍微跟最近的电影沾点边，但又好像是一个很大而化之的题目，但是我还是会讲得很具体。这个话题应该说是从最近的一部电影引起的，就是最近媒体报道比较多的一部电影《孔雀》。这个电影是2003年拍的，2004年完成，隔了一段时间，一直等待上映的时机，2005年参加了柏林电影节，得了评委会大奖。一般的国际电影节的奖是这么分布的：每个电影节有一个大奖就是第一名，第二名其实就是评委会大奖，一个叫做金一个叫银，这个不重要，评委会大奖实际上是和大奖竞争的片子票数上少一点而已。 《孔雀》这部电影得奖以后，回国就公映，这个时机他们也是选了很长时间，公映以后到现在为止大概这个星期已经突破了1千万的票房。这件事情对于中国电影来讲很重要，因为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它是一个艺术品，这个艺术片是比较严肃地讲生活和刻画人物的。像这样的影片不能说一部也没有，但是至少这么多年来，很少有一部能够在国内上映范围并不广的情况下，还能达到有1千万票房的。1千万票房的概念就是如果按我们全国大城市平均票价30块钱计算，那么就有30万人看了这部电影，当然这个数字在13亿来讲是个很少的事，但是对我们电影界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振奋。 当然还可以顺便说说，1千万票房对我们制片意味着什么？我们圈里的说法叫“除三”，票房除三是制片的收入，因为要刨去影院放映、发行等各方面的成本，所以最后实际上回到制片人手里是300多万，实际上这部电影花了1300万，还亏了1千万。当然还在继续发行，另外就是还有海外的票房，也在陆陆续续地进帐。这当然也是一个很严酷的现实，但是实际上作为一部艺术片能有一千万的票房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很不得了的事情了。这部影片引起的反响，除了因为外国人给了奖或者媒体宣传的频率比较高而吸引了一些关注，但也确实有一部分观众是凭着对电影的认识、电影的理解和自己的兴趣去观看这部电影的。看完以后有很多议论，有不太喜欢的、有喜欢的、也有提出一些意见的，但是至少有一条是共同的，就是都觉得比较陌生，之所以去看这部电影或者愿意议论这部电影，是因为好久没看到过这样的电影了。这个议论对我触动很大，触发我来讲这样一个题目，就是电影和生活的关系。 实际上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年龄稍大一些的观众，我相信如果你们看过《孔雀》这部电影，稍稍回忆一下应该不会觉得陌生，只是久违了。对更年轻一些的观众，甚至是20岁左右的观众，可能他们就非常陌生，几乎没有见过中国有这样的电影。这个陌生感来自于这些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题材以及最后表现出来的形态距离生活太远。这个太远当然有很多合理和不合理的原因。合理的原因就是当电影全部进入市场化运作以后，它的消费产品的属性被大大地加强了，所以当一般人要花30-50块钱的票价做一次消费的时候，他对电影的基本需求就改变了。从概率的角度来说，大部分观众将看电影作为一个娱乐消费，这个时候对于这样一种相对有点奢侈的娱乐消费而言，那种远离生活的能够带来更多感官刺激的电影，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主流。 从我们这些年看到的大量的美国大片可以得到一个验证，就是美国电影现在占全世界市场的60%以上，而其主流产品就是我们现在中国每年引进20部左右的娱乐大片，应该说和生活关系不是很大。这种类型的电影当然也是电影的一种很重要的品种或者倾向，这个无可厚非。但问题是电影中至少有一部分应该和生活发生很密切的关系，这是不同的观众对电影有不同需求的一个正面的反映。观众对电影的欣赏需求，实际上和他的文化程度以及审美视野的宽度、深度直接成正比。所以一个健全的电影机制或者一个发达的电影市场，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出现。比例肯定是和生活远的作品多或者是红、火，但是一定会有一部分供高文化观众欣赏的作品，他们更希望从电影里看到一些更真实的东西，所以更有意味的这部分产品一定会存在。而且一定有渠道会让他们选择观看，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报刊，也经常说国外的艺术院线（学生院线的目标市场），这部分我们中国到今天为止没有形成。没有形成并不是中国没有这样的观众，而是我们电影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整个电影经济的总盘子太小，还没有功夫、能力或者是心思去建立一个供高雅观众欣赏高雅电影的机制。但是我今天着重讲的还是这部分，因为这个部分可能是在电影文化的整体当中，更具有灵魂性质的东西，或者也是民族文化用电影这个媒体来体现的一个部分。 《孔雀》这部电影讲的是上世纪70年代河南一个小城的一个家庭的生活。一些年轻朋友说让我看什么？你这部电影里讲述了什么？这些问题顾长卫导演多次在媒体里被问到，然后他的回答是我就是让你自己去看，我没有结论。这个说法本身当然也是一种回答媒体的说法，另外也代表了这个电影和目前大家很习惯的那些电影，无论纯娱乐的还是纯主旋律的影片相比，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并没有明确地对生活做某些指向性的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