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第五讲案例.docVIP

政治学第五讲案例]一般说来，合法性是指社会成员内心里对政治秩序的认同感。请结合案例探讨当代中国政治统治秩序下的合法性问题。 第一部分——湖南H县农民的有组织抗争案例 1、拥有一批意志坚定、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动员能力的“农民利益代言人”。自1992年始，湖南H县20多个乡镇的一些农民因负担过重和干部作风等问题多次上访县、市、省和中央，并逐渐形成了一支500多人的减负上访骨干队伍，其中被称为“减负代表”或“减负上访代表”的核心人员有80多人。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依据中央和省政府的有关政策，组织并带领农民对县乡两级政府制定的不符合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土政策进行各种形式的抵制。 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特征较为复杂。其中起主要组织和领导作用的，年龄一般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也有少数党员和村组干部；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农民抗争事件上的基本态度。 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与普通农民相比有一个突出的心理特点，那就是经常在公众场合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他们宣称以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及农民的合法权益为己任，为此不怕流血牺牲。例如，洪阿斌在1998年领导农民抗交提留时，与镇干部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农民群情激愤，不听洪的劝阻，掀翻了镇政府的吉普车。洪阿斌因此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但是他于2001年9月被减刑释放后继续领导农民进行减负上访活动。他曾多次表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洪阿斌，还有后来人”。 因为宣传中央的减负政策而被打被扣押被抄没财产的减负上访代表莫友青也发出了同样的豪言壮语，并表示要誓死维护党的利益，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只要我还有命在，只要共产党不垮台，我就上访到底”。因为宣传党的减负政策被镇政府干部殴打关押的减负上访代表刘道德表示，他有三不怕：一不怕抓，被抓过一次，就不怕被抓第二次；二不怕打，被打过一次，不怕被打第二次；三不怕死。我访问的减负上访代表几乎都表现了这种不怕死的精神。他们的典型说法是，为党的利益和农民利益而死，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减负上访代表的这些“英雄主义”行为已经获得了许多农民的认同并转化成为了一种社会动员力量。许多农民在评价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时，大都称赞他们“敢为农民说话”、“敢打抱不平”，有的甚至直接称他们是“农民英雄”，并言称现在农村正因为有了这些懂得党和国家政策的“减负上访代表”，乡镇干部才不敢过于嚣张，如果没有这些“英雄好汉”，那农民根本就没有活路了。最近实行的税费改革，虽然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个新政策的实行，不仅让减负代表觉得他们的抗争终于开始有了成效，更让农民觉得代表们的抗争是有效的，值得支持。因此，这些减负上访代表受到了农民普遍尊重。对这一点，“减负上访代表” 切身的感受。他们都非常肯定地认为，由于参加了减负活动，自己到农民家里受到了欢迎，政治地位有明显的提高。有的减负上访代表形象地说，“现在乡镇长的威信绝对不如我们。他们到农民家里，有时坐的地方都没有。而我们到了农民家里会受到非常热情的款待，农民会高兴地拿出烟和酒来，还会主动地请我们讲解中央的减负文件，有什么困难也主动想到找我们”。特别是，当这些“减负上访代表”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打击时，就有许多农民自发地出来保护和帮助他们。事实上，有多起农村群体性事件正是为了保护和营救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而发生的。H县著名的“117事件”，就是一起为营救减负上访代表发生的群体性事件。1999年1月17日，H县Z镇根据县委和县政府的安排，声称要集中力量对农村社会治安进行一次重点整治，召开全镇农村整治动员大会。镇党委书记、镇长和分管政法的副镇长及县驻镇农村整治工作队队长等人商定，将该镇被捕押的部分减负上访代表或他们的亲属等6人作为反面典型，列为帮教对象，用捆绑挂牌的方式在大会上批斗示众。在会议进行之时，一名被捆绑的减负代表的儿子冲进会场营救父亲，台下群众乘机行动，与政府干部发生了大规模冲突，减负上访代表被群众营救，在场的十多名县乡干部和数十名政府聘请的戴红袖套的联防人员（农民称他们是黑社会或黑恶势力）被乱石打得落荒而走，政府租借的数部车辆被砸坏。而在这次营救减负上访代表的行动中，妇女也表现出了难以想象的“英雄主义”行为。当时就有二位与被批斗的减负上访代表没有任何亲朋关系的中年妇女，为了阻挡政府车辆撤离现场，舍命横躺在公路上，迫使县乡干部和联防队员在群众的追打下只得弃车而逃。 减负上访代表的主张和行为还得了其亲属的赞同和支持。减负上访代表彭双雄的妻子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当她看到中央有关农村减负的文件后，非常气愤地对彭双雄说：“这些乡镇干部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