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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 这是我们的安慰和希望。 ——韩少功 思想的声音 ——韩少功谈话录 海南省海口市海南中学／何羽　郑菁华　陈博夫 郑菁华：随便逛逛书店，可以发现，小资文学、网络文学充斥着我们的视野。现在很明显的现象是，大多数人缺少辨识能力，购买的图片多是商家宣传品，一些具有思想性的书反而无人问津。特别是许多少年儿童，过早地接触了一些赞美物欲的思想，看的也多是一些无病呻吟的小说。这是不是中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应该重视的问题？ 韩少功：我同意你的看法。这一问题已经在思想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你们可以看看这几年的《天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经济建设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过于重视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一种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市场意识形态。八十年代我曾与一位文化部长讨论过这个问题，谈到最后，他感叹中央某些领导也没有考虑这些事，只是说：好歹让中国人富一点再说。你看看，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老百姓，还是国家高层领导，大概都有急功近利的盲目，缺乏更全面更长远的社会规划。那时候有些 不成文的价值观：谁富谁英雄，谁穷谁狗熊。我们现在回头看看这个观点，就会觉得可笑。我不是百万富翁，但我是合法的劳动者，甚至是承担了社会牺牲的下岗人员，也应该是英雄，怎么能狗熊呢？几亿工人和农民过去和现在都是狗熊吗？可见这种观念很偏颇，很势力，很有破坏性。而在去年刚刚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另有一种思想被提了出来：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观。协调指的是城乡协调以及东西部协调，可持续指的是生态环境保护。这是一种新的发展目标，要真正落实，还需要思想文化方面系统性的深度调整，包括解决你提到的问题，即消除对少年儿童消费主义毒化。所谓科学的发展观，虽然还不能说很完善，但是它至少已脱离了简单的思维模式。随着舆论的放开，在这方面的探讨将会更加的深入。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应该打造怎样的社会？应该有怎样的教育和文化？作家在其中应起怎样的思想导向作用？如此等等，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积累起来的，自然也不可能一朝一夕解决，需要有韧性的努力。 金霖：文科，不应仅仅包括文科科目学习，还应包括交际能力、管理能力等方面。而我们的教育常常只局限于科目学习这一方面。此外，据我所知，在西方的一些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报文科的比例渐渐高于报理科的，这是否说明文科正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趋势？ 韩少功：很多西方国家的总统是学文的，比方是律师出生，不像现在的中国，政界人士中学理工的较多。这可能给人一个印象，好像西方比较重视文科。但据我所知，西方国家的文学、历史、哲学等等也是学科冷门，而且越来越冷，文科热门只是法律、经济管理等等，是一些直接服务市场与资本的学科，也是一些从业薪酬很高的领域。在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有些文科实际上越来越理工科化，比如动不动就数量化，研究智慧就来了智商，研究感情就来了情商，还有什么有关幸福的、快乐的、痛苦的、成功的各种指数，甚至把很多社会的和心理的问题统统医学化，比如研究一些独身综合症、办公室综合症、电子游戏综合症、移民综合症。这就是用理工科的思想方法来解决文科的问题，似乎社会冲突和价值危机这一类麻烦，都可以用打针吃药的方法来解决。说实话，我对这种文科是有怀疑的。知识是连贯和交错的，文理分科只是相对的，这一点没错。但人生意义、同情心、责任感、审美观这一类文科的核心价值，不是科学可以取代的。因此现在文科的冷落，既体现在全社会重理轻文的倾向上，也体现在文科本身的变质和退化上，体现在这种假文科的一时膨胀上。这是一个物质主义时代自然的教育表征。 郑菁华：历史充满了偶然，可是当代的教育只允许一种必然声音贯穿始终，将一切都归纳为客观的不可变更的规律。本应该对文治武功、社会文化起重要作用的文科人才，却无法施展他们的创造力，是不是教育砍伐了许多文科人才的创造力？ 韩少功：这是我们教育中的问题。我们的教育对学生能力带来了过多的束缚。古人就说过：文无定法，谓之活法。哪有那么多一定之规和一定之律？比如我们的考试经常在一篇文章中留空，然后要学生去选“美丽”还是“漂亮”，这种题常让我们头疼。仔细一想，它们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名家写的是“漂亮”就一定不能是“美丽”吗？为什么名家的文章就不能修改？名家的文章就没有疏漏吗？鲁迅都常常再三修改自己的文章，仍觉得自己的文章不尽人意，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修改名家的文章呢？当然，学生的人生经验、文学素养等等不及名家，但灵感的涌动也常有惊人之处。我就提倡学生评改名家之作，像巴金、鲁迅、茅盾的作品，都可以拿来评改。语文老师不能总是给学生规定什么中心思想和写作特点，对范文不能只讲优点不提缺陷，否则语文教学怎么能够活起来？应该容许学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