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doc

读书笔记 “广东文化”的建构 ——评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 （一）学术前史 （二）主要内容及线索的介绍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程美宝教授的新著《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主要以广东文化为例，运用文化人类学与历史社会学的方法重构了所谓“广东文化”这一表象的叙述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过程。何谓广东文化？它能否被相对确切地界定在一个范围之内？“广东文化”的制造者究竟是广东百姓还是广东的知识分子？广东文化观被建构的历史动机究竟何在？作者在交代该书主旨时用了三个否定式的陈述来表达，即该书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研究”，不是“一个纯粹的‘观念史’研究”，不是“一个地方史的研究”，排除了以上三种可能，那作者的研究意图和目的又究竟是什么呢？导论中，程美宝对此做了如下说明：“本研究企图以‘广东文化’为例，尝试把清末以来中国的‘地方文化’视为一个命题、一套表达的语言来看，探讨在不同的时代，在怎样的权力互动下，不同的内容如何被选取填进某个‘地方文化’的框框。”也就是说，作者并非以作为实体的“广东文化”作为关怀所在，而是以作为历史意识形态的“广东文化观”成为其研究之根本对象，试图通过对历史进程中各个时代、不同角色的不同动机对“广东文化”的表述的考察，来观察晚清以来，中国的地方文化观究竟是在一种怎样的机制与情景中被知识分子生产出来，它所呈现的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样态与国家认同之间又是如何复杂地纠葛在一起的，换言之，作者的目的绝不仅仅是特殊主义的“地方关怀”，而是借助对“地方文化”的考察来讨论一个普遍主义的问题。 全书共七章，第一章是导论：展览文化，第七章是余论：文化展览的背后，主体内容在第二章至第六章，第二章岭外入中国，主要讲述的是作为广东这个地域里的不同民族，他们是如何与国家与中央取得联系的。第三章书写粤语，是讲粤语作为广东方言，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在各种民间文献文本和正统文本中是如何表现的。第四章追溯岭学，分为学海堂内、学海堂外、学海堂后，是非常明显的三个阶段。第五章由民俗到民族和第六章旧人新志主要是讲民俗学的兴起。 全书以文化线索展现了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四十年代发生在广东地方文化的历史。作者把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时19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末，第二阶段是19世纪末至辛亥革命，第三阶段是民国时期。作者认为三个阶段的广东文化随中央文化或说国家文化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第一阶段的士大夫阶层关心的文化是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否得到“教化”，这些教化的指标是学校的兴办、科举功名的兴盛、地方文人的诗词歌赋以及经学研究成就等等；第二阶段是在西学渐进的大背景下，糅合中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上述指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种族、血统等指标，是否属于汉种，成为“教化与否”之外，另一个定义“粤人”认同的重要条件。第三个阶段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感觉“在西方找不着中国，他们也不愿意在旧中国里找回中国，为了建构一种新的国家意识，他们到群众中去。”，于是民俗学兴趣。文化这条线索体现的最为充分的是作者在描述岭学源流时，所展现的学海堂的历史，学海堂之内是第一阶段的文化，学海堂之外展现的是第二阶段的文化，学海堂之后展现的是民国时间的文化，学海堂的那些晚清遗民，由此又牵涉到第三条线索。 （三）着重探讨的三个问题 以上主要是关于此书的学术背景，主要内容和基本线索的简单介绍，下面我就联系本书的主要内容，着重讨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第一问题：晚清以来，广东的士人在定位国家与地方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 从全书来看，一方面，士人要论证广东虽然地处边缘，仍然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才符合“大一统”的意识，同时证明广东并非蛮荒不文之地，而是接受了国家文化的教化；另一方面，广东之所以是广东，又得有自己的地方特色，不能完全等同于国家文化。因此，在定义“广东文化”时对分寸的把握，让士人们很费思量。有意思的是，作者发现，广东与中央关系越是疏离，士人就越是积极强调两者的同根同源，这个悖论也长期贯穿于中国历史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在本书中作者并不认同二元对立的“基层/民间/地方VS国家/官方/中央”的分析框架，并怀疑用这种分析架构来讨论中国社会或传统中国的知识群体的“适用限度”。因而她没有停留在国家与地方的简单对立之中来处理如此繁复的问题，而是通过从多层面考察广东文化人的“历史表述”的深层困境，比如被建构的“蛮夷之地”与“华夏文化”的血亲想象，比如许多广东知识分子将“粤语”认定为隋唐古音，比如在叙述模式上，无论是广府人还是客家人，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把自己认同的文化与想象与中原文化挂钩，从而强化自身文化的正统性。这种文化的正统性到了民国以后就演绎成“国家认同”的来源。同时作者也说明了两者的内在紧张，这一点从粤语写作这一实例得到充分的体现，文中这样表述：“广东士大夫透过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