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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管理思想 一、复习：大致阶段 大致时间 主要代表人物 主要理论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 中国上下五千年。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五千年灿烂的文化。文化使华夏炎黄子孙闪烁出智慧的“火花”。 在文明的感召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沉思想和道德内容，正朝着文学的“劝善惩恶”方向转化。在对社会所揭示的美丑、善恶和真假的评判中，人格和尊严唤起人们的是理想美、操守美、气度美、修洁美和情趣美，文学唤起人们心底的是非感和道德感，从而使人们明辨善恶，领悟是非，获取思想和道德涵养。 起源于先秦《管子·明法》的“依法治国”，把统治者的视线聚焦在法上。 二、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 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 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 1、顺“道” 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 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 以人为政治管理的中心 奴性文化，伺候主子的文化 中国人的两面性：一方面要求个人如何克制自己来适应统治者的要求；另一方面却要对国家具有雄才大略，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和志向。 通过中庸从普通人修养成至诚的圣人，形成一种理想化的人格对自身，知进退，可以明哲保身；对国家，能做到“为政以德”，治国安民；对宇宙，可以自立于天地之间。 不走极端，在两个极端中寻求高度的平衡，以追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与统一。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 《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 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