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当下的对话.docVIP

历史与当下的对话 　　历史意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一、历史意识是针对历史的认识主体而言，首先是一种自觉意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和阐释汇成了林林总总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是人们从自身的情感体验出发，通过探索和内省的方式对历史的认识与反思，这种认识与反思，可以是主体对历史发展变迁因果关系的整体把握，也可以是其对现实生活世界本质的深刻的理解与思考。二、历史意识本质上是一种时间意识，它包含着人们对时间的一种体验和感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意识是一种人们在对时间的体悟与诠释的过程当中形成的一种心理积淀和精神视野。三、历史意识是人们通过对历史进程、历史精神的认知而上升到的对人生哲学的关注和生命意识的探讨。人们研究历史，书写历史其实都是一个对人生、人性、命运等哲学命题进行感悟和探索的过程。因此，斯宾格勒说：“那些不懂命运为何物的人，我的历史不是为他而写的。” 　　唐浩明曾分别提出“敬畏历史，感悟智慧”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两种观点，前者要求历史小说家在创作时沉潜到历史的纵深之处，尽可能的还原笔下的历史。并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吸取历史智慧。后者凸出创作者的当下体验。历史研究，既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又是当下现实的一种精神存在，它离不开作者所处时代文化精神和现实处境的关照。结合其小说文本，本文认为两者分别凸显了小说历史意识的不同方面，而这一差异明显存在于小说《曾国藩》与《张之洞》中。 　　一 　　中国是一个史学特别发达的国度，中国人对历史有着深切而独特的情感。从《春秋》到《汉书》再到《资治通鉴》，从左丘明到司马迁再到钱穆，或书写一种鉴古知今，总结历史兴亡得失的历史精神；或传达一种见盛观衰，居安思危的历史思维；或对于传统文化流露出的一种“可大可久”的历史哲思，都是国人融入生命里的历史意识之体现。作为一个拥有古典情怀的现实主义作家，唐浩明在秉承了这一史学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晚清这一段历史的体验，发展以“敬畏历史，感悟智慧”为关键词的历史意识，这一观点在唐浩明早期作品《曾国藩》中显得尤为突出。 　　1066年，英宗命司马光编录“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上奏：“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表明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以政治与道德伦理为依据，记录兴衰治乱与总结经验教训及历史规律。孔子说：“吾非生而知之者，无它，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知几察来”，将历史作为现实人生的指引。史官文化中的这种历史意识是传统史传文学的思维定势。而唐浩明提出的“敬畏历史，感悟智慧”无疑承袭了这种传统，他认为“历史的目的是过往智慧的启迪”。因此，对于晚清历史思考的重点作者首先聚焦在对这一段历史兴衰、社会变动与人事得失的思考上，从而开掘其背后深藏的文化心理和历史精神。 　　在《曾国藩》中，曾国藩与太平军起义的军事斗争是其人生事业崛起之时与晚清历史转折点，作者没有按照八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将曾氏塑造成扼杀革命的“刽子手”，将太平军失败的原因归结于片面强调地主阶级势力的强大；而是在小说中分析了太平军文化理念的失策，小说开头即借郭嵩焘之口分析了其失败的必然性：“其所依靠者拜上帝会，所崇拜者天父天兄；信耶稣异教……凡我孔孟之徒、斯文之辈，莫不切齿痛恨。就连乡村愚民、贩夫走卒，亦不能容其砸菩萨神灵、关帝岳王像之暴行。”继而通过编织老塾师献计攻城等情节描述了底层知识分子的人心向背，“长毛到处烧毁学宫，辱骂先圣，妄图以上帝耶稣来代替孔孟程朱，在下对这批乱世之贼恨之入骨，自思不能操刀杀贼，却可以秉笔直书。”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在“排满”的同时又高扬打到孔夫子，本来是一姓之天下的更替变成了“数千年礼义人伦”的兴废，农民起义的范畴从阶级斗争的层次关乎到文化传统的存亡，这就将大部分本该可以争取的仕途不顺的低层士绅彻底推向了满清权贵一边。这未尝不是太平军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以“匹夫居闾里”，书生带兵，罗泽南、李元度、彭玉麟、郭嵩焘等应者云集，或甘居帐下听从号令，或从旁襄助为其奔走，除了曾氏人格魅力与文化感召的因素之外，更多的是他们从太平军的各种主张中发现洪秀全并非王朝更迭的那个天命所归之人。 “天命观”是传统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但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天”的涵义已逐渐从“君权神授”转化为民心，时势的层面。从君主来说，利用民心稳定政权。而僭位者更需要以民心作为其取得政权的合法依据。因此，“顺命之君”往往是顺应民心，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真命天子”，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英雄人杰必定是顺应历史大势，在风云际会中乘势而起之人。小说便是从这个方面分析“长毛”失败的必然与湘军成功的偶然，且看曾氏兄弟的分析：“长毛的失败，乃至灭亡，主要的原因在他们自己身上……湘军是趁着这些空子才侥幸成功的。倘若那时不是你我兄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