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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与整合:乡村民主化进程中的宗族性政治参与分析 　　[内容提要]村民自治为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化的平台，也为各种乡村力量角逐公共权力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和合法性入口。近年来在传统文化和社会分化等多因素影响下而呈现“复兴”之势的宗族性政治参与，对村民自治及其所引导的乡村民主化进程的影响日益明显，并呈现出双重效应。完善农村政治参与的法制建设，因势利导加强宗族性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整合，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素质和扩大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是完成宗族性政治参与的现代民主化整合的基本路径选择。 　　[关键词]宗族性政治参与；村民自治；乡村民主；博弈；整合 　　[作者简介]龚志伟，男，湖南新化人，法学硕士，浙江丽水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村民自治，为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化的平台，也为各种乡村力量角逐公共权力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和合法性入口。近年来在传统文化和社会分化等多因素影响下而呈现“复兴”之势的宗族性政治参与，对村民自治及其所引导的乡村民主化进程的影响日益明显。所谓宗族性政治参与，是指农民凭借宗族组织或在宗族因素影响下参与政治生活、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 　　 　　一、宗族性政治参与的秩序空间与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分权为特征的农村改革的推行和人民公社的解体，村落家庭的生产性功能得到强化，农民个体同村落集体的依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改变。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力量在乡村的撤出，政府对农村经济合作和公益事业的直接干预也随之撤出，国家和各级政府对村庄供给的公共品越来越少，村庄自身在公共品供给和服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乡村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大大触发了农民利益表达的愿望和政治参与的热情。但转型中的基层政权在协调和保护农民利益方面的综合作用的降低，以及当前政治参与体制中个体农民的明显缺位和个体表达效用的有限性，使农民转而寻找别的关系资源和参与方式来表达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宗族成员在血缘关系上的亲近感、居住形式上的地缘性、生产方式上的相似性，以及宗族力量治理的“大众化”色彩中村民的较为自主的表现地位，再加上宗族性参与政治的历史传统与惯性思维，使农民逐渐把原来对基层组织的依靠和寄托转移到族人身上，力图借助宗族扩大其声音，进而有效实现利益的集中、综合、表达和捍卫。正是这种乡村政治参与需求的增长、正规化参与体系的供给不足，以及乡村公共领域的缺失、政府保障的遥远与有限，使农民再一次被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整合到宗族组织之中，或者说，宗族因为这些原因才认识到有必要参与村庄政治。宗族性政治参与也就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复兴和强化了。 　　一方面表现在村委会候选人及其支持者为争取选举成功而将宗族、房股关系作为竞争的资源与手段。在村干部竞选过程中，各候选人会充分利用各种关系来说服村民们投他的票。其中宗族关系往往成为他们主要的依靠对象。另一方面表现为村民参与过程中的宗族心理和宗族倾向。许多村民投票选举的选择集合表明，在一些村庄的选举过程中，村民的选择是以血缘关系的远近来确定自己的选择对象，在选举中更多的是看是否同姓同族，而不是看能力、看威望。同时，许多村民把本族人能当上村干部看作是宗族的荣耀，把参与投票看成是一种与宗族“规矩”和“面子”相联系的“权利”，甚至觉得不投族人的票“理亏”。尽管同族者和他的关系不一定好，也不一定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有学者称之为“一种模化式的秩序和规则，更是一种模化式的利益”。[1]这样，往往会因选举关系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不同的利益集团。 　　 　　二、宗族性政治参与的意义分析 　　 　　宗族作为乡村社会历史以来就客观存在的一个重要变量，作为当前农村为数不多的既存组织资源，它对乡村民主化的意义是辩证的。事实上，作为一定的乡村文化与利益表达共同体形式的宗族性政治参与的复兴与发展，表明中国农民正以蕴涵其独特文化的方式介入中国政治，表达利益要求，力图影响政府决策，正逐渐由动员性政治参与向自主性参与转化，由政治生活的边缘向核心阶层转化。虽然这种转化是漫长而不平衡的。 　　具体而言，农民通过宗族参与政治获得利益而得以增强的政治功效感，可以使他们认识到民主不仅是一种具有崇高人文价值的政治信仰，而且是一种能够体现他们尊严与权益的实实在在的政治形式。这对于改变当前农民“无政治阶层”的冷漠现象的存在，提高他们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是有意义的。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农民“在力所能及的有限范围内，试着去管理社会，……他们体会到这种组织形式的好处，产生了遵守秩序的志趣，理解了权力和谐的优点，并对他们义务的性质和权利范围终于形成明确的和切合实际的概念。”[2]这是就宗族性政治参与的内部效应而言。 　　至于它对更广大的政治体的“外部效应”，首先是它有利于增进“利益表达”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