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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溢效应
外溢效应、预先承诺和最优研发政策 陈 磊 张 涛 (复旦大学经济系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200433 ) 内容摘要: 根据企业与政府预先承诺能力不同, 本文在一个研发活动中存在外溢效 应的动态框架下考察了三种情形下的最优研发政策: FCE (完全预先承诺均衡) 情形下, 存 在转移租金激励、外溢及反外溢激励的权衡, 且在外溢及反外溢激励较大的情形下, 最优 政策表现为研发课税; GCE (仅政府预先承诺均) 情形下, 除了前三种激励, 还增加了一项 抵消企业策略行为的补贴激励项; SE (序贯均衡) 情形下, 进一步增加了抵消国内公司操 纵第二政府时期补贴策略行为的补贴激励项。在具有显著外溢效应的情形下, SE 有可能 削弱通常的“市场换技术”论调。 关键词: 外溢效应 预先承诺 最优研发政策 中图分类号: F12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1309 (2006) 8-0030-08 收稿日期:2006-06-11 一、引 言 Spencer Brander (1983) 表明政府对国内企业研发补贴将使其无论在产出、还是在研发投资策略上都更加具有进攻性, 由此导致海外公司利润向国内公司的转移, 本国政府对国内企业存在转移租金的这种转移租金的补贴激励主要源于模型的两个特征: (1) 研发反应函数是向下倾斜的; (2)海外研发投入增加将降低国内厂商的利润。然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 相关产业政策选择可能还需要考虑其他不同的目标, 尤其是大量实证研究所发现的显著技术外溢效应。基于这种考虑, Papaconstantinou (1991) 考察了一个具有双向技术外溢的双寡头博弈, 其研究结果表明本国研发政策的选择将取决于自身研发与海外研发的可替代性及技术外溢效应的程度, 然而其模型存在一个明显缺陷: 整个技术外溢过程是自动的、不耗费任何成本的扩散过程, 这与关于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大量实证研究结果是相抵触的, 其次在其模型中初始研发创新和体现外溢效应的技术模仿是不可分的;Wang Blomstrom (1992) 考察了具有技术外溢的海外与国内公司的战略互动问题, 然而他们仅考虑了政府和企业可以完全承诺的情形;Muniagurria Singh (1997) 的分析最接近本文的研究框架: 他们的模型假定两个时期, 每一时期包括投资和产出两个阶段, 为模拟发展中国家特征事实, 其研究仅限于海外对本国公司的单边技术外溢、且企业不具有预先承诺能力情形下的单时期最优研发政策探讨。①本文模型除了吸收Muniagurria Singh (1997) 关于技术模仿的关键性创新外, 与其主要不同之处为: (1) 第二时期, 每一公司单位研发成本仅为另一公司第一期研发投入的减函数, 由此避免了他们模型中关于第二时期研发投入角点解的讨论; (2) 根据政府及企业预先承诺程度的三种不同假设, 同时给出二时期最优补贴政策, 而非他们模型中所给出的仅限于第一或者第二时期的单时期最优补贴政策。 — 03— ·上海经济研究· 2006 年第8 期 本文的特色在于将动态不一致, 技术外溢综合在一个两时期(四阶段) 的动态模型之中。首先本 文并不坚持Spencer Brander (1983) 关于政府预先承诺能力的先验设定② (ad hoc) , 原因是本文框架为一个两时期四阶段模型, 每个时期企业的行动都包含研发和产出两个阶段, 而且模型设定第二时期的技术水平并不直接为第一时期上研发技术水平的一比一累积, 而是一个技术阶梯过程: 第一时期的海外(国内) 技术水平通过影响第二时期的国内(海外) 研发单位成本体现技术的外溢效应。考虑到研发活动的长期性和质量阶梯跃迁的演进性, 政府对研发政策做出长期承诺的能力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政府不能够预先承诺, 那么在一个技术外溢动态环境下, 私人企业将有激励采取策略性行动, 将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效应考虑在私人决策之内, 具有前瞻性的政府也会预期企业这种策略性行为, 并且在制定最优研发政策时将其考虑在内; 其次本文将考察产业组织论中的一个中心话题: 如果企业有能力预先承诺未来行动, 那么企业将实施在静态环境中非最优, 但是在动态环境中最优的策略性行动。本文将整合这两方面的动态不一致, 以说明其对研发博弈结果及最优研发政策的影响。 Spencer Brander (1983) 已经阐明: 即使在缺乏技术外溢效应的情况下, 在非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上政府仍然具有采取研发补贴向本国公司转移租金的激励。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存在研发活动中的技术外溢效应, 此类旨在转移租金的激励是否一定会得到削弱?这也正是本文将研发活动中的技术外溢动态因素考虑在内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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