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组织问责的深层困境与对策探讨.docVIP

非营利组织问责的深层困境与对策探讨 ? 傅金鹏 摘要：非营利组织问责是指多重利益相关者通过开放式对话要求非营利组织说明、解释或证明行为的正当性，并使之承担相应后果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提升非营利组织实现使命、价值和目标的能力。问责动机的复杂性和问责“底线”的模糊性使非营利组织必须在多重问责主体??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艰难权衡。由此，非营利组织问责将遭遇多重问责失序、功能问责压倒战略问责以及问责资格与能力的非对称性等深层困境。摆脱这些困境的可行策略是：以非营利组织的使命为导向明确问责优先性，建立有效的非正式问责机制以弥补正式机制之不足，同时营造有利于顾客或受益人问责的环境。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问责；困境；策略 作者简介：傅金鹏，行政管理学博士，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非营利组织管理。 我们习惯于将介于政府与商业组织之间的那些组织称为“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等称谓（本文交替使用这些名称）。由于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也由于萨拉蒙多年以前对“社团革命”的预期，非营利组织一度被寄予拯救现实的厚望。这导致很少有人去质疑非营利组织无过错的神话。而事实证明，非营利组织的世界也充斥着失责现象。遗憾的是，对非营利组织问责的研究却没有跟上现实的脚步。本文从非营利组织问责的涵义出发，剖析问责存在的深层困境，并试图提出应对之策。 一、理解“非营利组织问责” 根据R.爱德华·弗里曼(R.E.Freeman)提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1]（P30），非营利组织处于一个被多重利益相关者包围的环境中。这些利益相关者主要有规制者（主要是政府）、资助人、顾客或受益人、员工、志愿者、与之共事的合作伙伴、非营利组织网络、受其活动影响的社区、媒体甚至一般公众等等。J.Unerman和B.O’Dwyer认为：“正是被个体或组织行为所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要决定了个体或组织的责任和问责义务。”[2]从这点来看，一个非营利组织要对受到它行为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后者可以对前者提出问责要求。在此，将非营利组织问责定义为：多重利益相关者通过开放式对话要求非营利组织说明、解释或证明行为的正当性，并使之承担相应后果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提升非营利组织实现使命、价值和目标的能力。 与政府（行政）问责和商业组织问责相比，非营利组织问责有其独特之处。一是问责动机的复杂性。“政府因为执行公民意愿面对公民问责，商业组织为了赚钱接受所有者（股东）问责。”[3] 而非营利组织的利益相关者提出的问责要求并非如此单一和集中。例如，政府作为主要的规制者主要是出于有序的服务递送、社会稳定和秩序的目的进行问责，资助者要求拨款有效率地和有成效地得到使用，顾客或受益人提出问责要求则是希望得到非营利组织承诺的服务，员工和志愿者因期待与非营利组织一致的价值和目的能够实现而质疑组织行为，等等。二是问责“底线”的模糊性。正如Alan F.Fowler指出的那样，“不像政府和商业（能够根据政治支持和财务回报分别得到评判），非政府组织没有容易接受的‘底线’。”[4](P174) 彼得·德鲁克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对企业，可以把是否盈利当做评价领导能力的一条充足标准。……对政府来说，领导能力的最终标准是能否获得连任。但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而言，就没有这样一条主导性的标准。”[5](P13)所以，“非营利组织问责是一个复杂的议题，不能被简化为单一的、定量性的底线标准。”[6] 实践证明，正是过度追求量化的财务绩效使非营利组织问责走上歧途。 这两个特点决定了非营利组织必须在多重问责主体??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艰难权衡。每一个问责主体都是重要的。规制者（政府）具有法律赋予的强制力量，资助者控制着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顾客或受益人则是组织存在的使命和价值依据，等等。由此引发的问题是，非营利组织必须同等地对待这些问责要求吗？还是将某个利益相关者的问责优先化？依据什么来确定问责优先性？解决这些问题充满着困难和风险。正因如此，非营利组织问责才陷入困境之中。 二、非营利组织问责的深层困境 （一）多重问责失序 在问责实践中，面临多样化问责要求的非营利组织试图回应和满足每一个问责要求。它们有时专注于向资助者提交财务性的报告，有时聚焦于顾客或受益人的服务要求，还要恪守政府的法律规范以及非营利组织网络确立的职业准则，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定实力的非营利组织都会觉得无所适从，而对那些在资源和精力方面欠缺的非营利组织来说，就更有挑战性了。正如J.GS Koppell 所言：“人们希望组织在每一个意义上都明确或模糊地承担起责任。这是不可能的。……一个组织不可能同时使多个上级满意，不可能与所有法律、规范和义务相一致地行动，也不可能回应多个支持者的要求或需要。”[7] 更糟糕的是，“多重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