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制度变迁意义及其启示.docVIP

辛亥革命的制度变迁意义及其启示 中华文明自成一脉、源远流长，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创制秦帝国以来，2132年间中经多少王朝更替、兴衰沉浮。然王朝更替，皇位易主，皇权专制的政体结构却从未改变、依旧维持，其间不乏变法、革新、造反、动乱，却从没有政体更替意义上的制度性革命。[①]辛亥革命一声霹雳，拦腰斩断了千年帝制的上层结构，实现了根本制度意义上的政体转换，从此开辟了中华政治文明的崭新道路和发展空间，“这是胜过过去无数次起事的伟大业绩”。[②] 　　今天我们在此纪念辛亥革命，就需要从中国现代化百年来艰难曲折的历程中，深刻反思：为什么二千多年维系不坠的帝王体制在20世纪之初如此不堪一击、制度衰败何以至此？为什么看似完美的民国共和体制，如此脆弱、共和国转瞬成为“幻象”？为什么近代中国的民主共和之路如此曲折漫长，民主共和体制需要什么样的基础条件和结构性支持？这是一些很大问题，本文尝试给予初步阐释，以求教于方家。 　　制度是人类行为和生活交往中的基本规范，政治制度更是规范政治权力的来源、授予、运作、监督和交替的基本规则和原则，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主导作用。政治制度的有效和持续，取决于政治制度体系的环境适应性、结构合理性、功能有效性和正当合法性。政治制度体系这四种属性的整体协调、互动提升是一套制度体系活力和存续能力的关键。我们对以上三大问题的解释，即是在政治制度这四种属性的分析框架下进行的。这只是从发展政治学分析问题和解释问题的视角之一，并不排斥其它的视角和分析架构。 　　一，为什么二千多年的帝王体制，至晚清却陷入制度衰败的不归之路？ 　　中华政治文明发育早熟，自成一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架构基本建成，其间非经历了众多的王朝更替，分合变幻，甚至被外族侵入和统治，但帝王体制经过不断的变法和革新，在干扰和修复中终能保持基本制度架构于不坠。这得益于帝王体制的复杂结构和适时调适，得益于农耕文明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变，还得益于中华文明的相对封闭性和对异域文明的同化包容。 　　然而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先发国家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国力日渐强盛，殖民扩张野心难以遏制。古老的中华文明帝王体制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列强的不断侵扰和打击下，外扰和内乱的持续激荡和升级，使千年帝王体制跌入不断衰竭的制度衰败之路。从政治制度体系结构和功能的分析视角来看，主要体系在一下方面： 　　1、帝王体制腐朽僵化，适应性衰竭。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规范和保障，是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生成和运作的，制度有效性首先取决于制度适应社会变迁和政治发展需要的及时性和灵活性。中华帝制，在二千多年的农耕文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通过不断的微调和改善而能居高临下的应对和同化异域文明的冲击，而浑然保持延续和生机。然而在工业文明和现代国家勃兴之际，在国门渐开、列强环伺大变局中，晚清政府固步自封、保守成规，迟迟不能迈开变革的步伐。就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强行打开、遭受极大屈辱之后，帝王体制也“全无反应”，不能及时适应巨变，快速革新。只是在时局的强力推促之下，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再败之后，才不得不兴办自强自救的洋务运动，但也只是在“器物”层面上急于“自卫”，幻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可惜此时，“最低限度，它使中国抛掷了20年宝贵时间。”[③]帝王体制，相延已久，体系庞杂，难以革新，稍有喘息机会，即苟且偷生。每一次变革，都是在遭受巨大冲击和屈辱之后，而不得不为之的被动无奈之举，而少有主动积极的自觉性适应革新。“冲击---反应”的被动适应性模式，也成为晚清政府所谓变革的基本路径模式。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泱泱大国惨败于蕞尔小国，30多年的“洋务事业”转瞬灰飞烟灭，痛定之后才无奈推行“戊戌变法”。1900年“庚子国变”，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被吓破了胆后，才忍痛推行所谓的“清末新政”。体制性僵化，适应性衰竭，内有和外患，强行拖着老大帝国的体制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瓦解。 　　2、帝王体制盘根错节，结构性固化。任何政治体制，都是生存和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统治的系统体系，具有复杂的结构要素和结构关系，适应于一定的环境，输出一定的政治功能。结构决定功能，结构和功能的互动调适，维系着政治体制的生机和活力。所以，结构要素和结构关系的适应调适，是政治体制环境适应性和功能有效性的根本和关键。从秦帝国至晚清，中华帝制的结构体系，在基本架构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在君权和相权、中央政府机构设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等方面都有不少变革和调整，以维持在社会变迁中结构合理性。然晚清以来，帝王体制积习陈旧，结构体系盘根错接，附着于结构体系之上的利益关系更是根深蒂固，加上最高统治者的狭隘偏私，帝王体制的结构性变革迟迟无法推进。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