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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域文学中的方言情结 　　[摘要]地域文学是中国文学中重要的一支，千百年来一直为各地人们所传唱。地域文学运用富于表现力的特色方言词语，使语言的载体功能在文学这种艺术样式中的张力得到了极致的发挥，方言从而也就成了其挥之不去的萦绕情结。 　　[关键词]地域文学；方言；表现手法 　　[作者简介]王雪槐，现任职于重庆三峡学院中文系。 　　 　　地域文学，即是作家以同一地域生活背景为题材，在其文学创作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这一地域所特有的色彩，从而形成的文学样式，它是中国文学中重要的一支。地域文学出现的时代很早，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学既始自于地域文学。从《诗经》到《楚辞》，再从各朝各代的各地文学流派到二十世纪的“乡土文学”、“山药蛋派”等，都无不充斥着地域文学的影子。 　　地域方言是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展现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风貌的重要工具。方言在传承历史文化上的功劳首先就表现在地域文学的创作上。许多具有特色优秀的地域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流传至今，为千百年来人们津津乐道，其原因恐怕就在于地域的语言特色。因而，在地域文学中恰当而不过分地运用特色方言词语，则成了地域文学创作中一开始就锲而不舍的“追求”。 　　现代“四川文学”因其独具魅力的方言土语而为人称道，这在最早运用四川方言进行创作的李?氯俗髌分杏凶琶飨缘奶逑帧Ｔ谒?1912年―1918年的早期作品中，开始将方言用于人物道白，出现了“小学生好勤劳，恁早就上学了!”(《儿时影》)“你晓得么?”(《强盗真诠》)之类的四川话。稍后，初期白话诗人康白情也把某些方言融入了他的诗作。我们读到了“婆婆起来打米／ 哥哥起来上坡”、“眼睁睁的把我们盯着”、“肩的肩锄头／ 背的背背篼／提的提篓篓”之类的语言。30 年代后又出现了像沙汀、艾芜、罗淑等用四川方言写作的现代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运用恰如其分的四川方言所呈现出来的特有的形象生动，比如沙汀《丁跛公》中，丁跛公难敌众人的取笑，喊出：“鬼儿子，我要毛脸了哇……”以发火、生气为“毛脸”，此系川语。古人有“怒发冲冠”一说，已够生动，而川语则描述为整张脸上的汗毛都竖立了起来，这当然更是形象得很了。“川人一般不惯于作长篇大段的理性陈述，他们的述说多半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对事物情势作延伸想象，也有抓住事物某一细部进行特写，描摹有夸张式的，也有比喻式的。” 例如罗淑《刘嫂》中佣人刘嫂自述她自身生存状态是：帮人的人，一根脚杆在里，一根脚杆在外，对的就踏进去，不对退出来，东家不行又走西家。这是延伸和想象。《烟苗季》又写张副官长调笑陈监印官和赵军需官两人：我走到门口的时候，看见就是你们两个，悄悄的，在耳朵斗耳朵……把窃窃私语简化为“耳朵斗耳朵”，生动又形象。再如沙汀《淘金记》里戴矮子抱怨物价飞涨，郭金娃馆子里的一份肉少得可怜：去郭金娃馆子里吃二分白肉吧――四角，才几片呀，薄起来一口气吹得上天! 　　善于自由联想、四处取譬的四川方言通常能将两种对立矛盾的因素包容起来，并呈现于同一语境当中，这样就贮存了精彩的喜剧因素，幽默的语体色彩也由方言的妙用而生。品读现代四川方言小说，我们发现，幽默简直就与四川方言本身同在!比如四川成语的“筋斗扑爬”、“惊风扯火”，它们分别描述了人们赶路的匆忙和临事的慌乱，但这种描写分明十分夸张，与人的正常状态相去甚远，因而讽刺意味就产生了。再如谚语“好酒好肉待女婿，好粪好料上秧田”，系农家生活生产方式的质朴总结，但将酒肉和粪料、女婿和秧田、待客和生产施肥并举之，却不无幽默。经久不衰的话剧《抓壮丁》，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除了精彩迭出的故事情节和独特的人物形象之外，还在于它里面恰当运用的浓郁淳朴的四川方言、妙趣横生的戏剧对白。 　　古老的吴方言，其运用于文学作品的例子很久以前就有了。南曲中的说白已在使用吴方言的口语，《海上花列传》的对话则一律用的是苏白话。就是在用北京话写成的《红楼梦》中也掺有部分南京方言。“劳什子”、“炭篓子”、“小蹄子”等南京味儿很浓的语言，就常在贾母等人的嘴边挂着。而刘姥姥所讲的就是一口北京话，一句南方话也没有。这部萦系着“秦淮风月忆繁华”的巨著，其所留下的六朝古都的语言印记，使红学考古者越来越不怀疑《红楼梦》所取的生活方式是在北京，而取的事件却是在南京。而在浙江籍作家的作品中，也可见到不少吴方言运用的实例。鲁迅先生在小说和杂文中，使用了不少绍兴方言。像《狂人日记》中写到：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白厉厉”三字原是绍兴方言，用在这里，格外生动。大家也都能懂。有的方言细致地表达了人物的内心活动，像《风波》中“七斤嫂把饭搡在七斤面前”的“搡”字，就写出了七斤嫂当时的惋惜、埋怨、绝望的复杂心理。这些方言能表达思想、刻画人物，增加了作品的色泽。“它们用在作品里，妥帖到不能用别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