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受关系的改变对文学市场的影响.docVIP

论传受关系的改变对文学市场的影响 　　[摘要]改革开放后，我国文学领域开始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当今文学不应该还在批判与抵制市场经济中徘徊不前。如何以发展的思维，创造出既具有审美价值又有经济价值的文学作品，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重点。根据传播学及经济学理论，勾勒出我国当代文学变化发展的部分轨迹并提出一些相关建议，显得非常有必要。 　　[关键词]传受关系；文学；媒体；市场 　　 　　一、当今文学媒体市场的概况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高速发展，文学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仅在于文学体制由计划走向市场，更在于由此而引发的对作家创作及作品的影响。余华作为一名先锋小说家，90年代以来一改其风格，创作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一类脍炙人口的作品，成了大众皆晓的知名作家。作家刘震云也成功转型，其《手机》《我叫刘跃进》等作品不但与影视联手，更成为新时代的象征之一。美国企业家保罗?霍肯曾预言未来的经济是“信息经济”，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媒介，富含大量的信息，具有巨大的知识与市场价值。然而信息资源在创造价值的前提条件是信息的流动，如果没有信息的传递，信息资源便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与广度。”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今的作家纷纷寻求媒体的发表，原因就是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早已不是过去那个还流行“手抄”的时代。作品成果如果不经过媒体发表，从社会角度看，他的劳动价值根本没有体现，不过就是一堆聊以自慰的废纸。因此，从时代进步的步伐看，如果再一味抵制市场经济的引入，便显得不合时宜了，我们需要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如何在市场浪潮下，文学保持自身独特的审美作用与旺盛的生命力，而非需不需要“市场”。 　　现代工业造就了印刷出版业，使传播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环节和手段。现代传媒也不再是内容与信息的附属品，而成为制约内容与信息的自主价值尺度，文学艺术的创作者与欣赏者都被作为市场要素纳入预设的商业轨道，变成生产者与消费者。文化社会学家和艺术史学家豪泽尔就认为大众艺术作品具有工业消费品的特征，可以归于被称为“娱乐产业”的商业范畴。文化与媒体业早在1970年GATT(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第一届部长级谈判时，就已经被作为一个独立产业进行讨论。文学与二者联系紧密，从广义上而言，文学就属于其中的一种。那么文学应该怎样在这种“产业经济”中，以自身独特的优势，为国民经济的增长，为知识的传播贡献自己的力量呢?这似乎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早在18世纪，当英国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为经济学奠基时，经济效益便开始日益吸引人们的眼球，如今的2l世纪已步入信息经济的时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信息交流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倍乘因子，即社会净产值：各物质部门(人力＋资金)×信息流量，文学作为信息一种，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精神领域，都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与光明的发展前景。 　　 　　二、传者中心论与文学卖方市场 　　 　　如果将文学纳入传播领域看待，那么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就成了传播者与受传者的关系，简称传受关系，作品则成为联系二者的媒介。传受关系一直是传播学着力研究的重要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传受关系也经历了以传者为中心到受者为中心再到传受和谐互动的发展过程。我国建国以后的文学，恰好符合了这一受传关系的变化发展轨迹。 　　20世纪初期，由于受到“一战”时对宣传机器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威力的崇拜，以及美国报业的发展现状与传播领域的“S――R(刺激――反应)理论”的影响，以传者为本位的效果研究大行其道。“魔弹论”的出现便是这种传者中心论的典型代表，这种理论认为，受众像一个固定不变的靶子，处于完全消极、被动的地位，而传播者和传播媒介的力量是非常巨大、不可抗拒的。它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思想、情感、认识或者动机从一个人的头脑里，就像子弹击中靶子、药剂注射到人体一样迅速、神奇、有效”。“子弹”或“皮下注射论”的受众无疑是被动消极的，只是一群“毫无抵抗力的乌合之众”。 　　受众只有一味的接受，不但无权选择，更不能反抗，这无异于扯线木偶，主体性大大降低。把受众的作用视为零，仅仅作为被劝服的对象，可以想象其内在活力的桎梏。这种观点在我国“文革”时期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尤为明显，以国家强制力控制的媒体沦为了政治的传声筒。用“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标准生产出的文学作品，没有任何活力可言，这些在政治高压下强行推行的“理论”给当时的文学创作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文学领域除了八个“革命现代样板作品”外，几乎没有什么真正具有文学审美价值的公开发表作品，更不用说什么海外作品进入大陆市场。许多有天分的作家、批评家纷纷遭到迫害，只好转入“地下写作”。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