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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晚清时期景德镇陶瓷史略 　　公元1840年（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911年（清宣统三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悲惨最屈辱的时代，昏庸软弱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华民族推向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近代晚清时期，曾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放射出璀璨光芒的景德镇陶瓷，也因此跌入了一个艰涩晦暗的历史时期。 　　清代道光时期（公元1840年――1850年） 　　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的枪炮声猛烈震撼了中国的封建制度，也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王朝也从此陷入了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时期，因此也无暇顾及朝廷设在景德镇的御窑厂，自嘉庆后朝廷已经不再直接向景德镇御窑厂派遣督陶官，改由地方巡抚等官员督理陶政，朝廷也无力向景德镇御窑倾注财力，御窑厂因时局日渐衰微，景德镇的制瓷业由康雍乾时期的巅峰急转直下。 　　道光时期的御窑器从形制到彩饰大都是沿袭前嘉庆朝，无甚建树，且品质犹逊。道光时期的制品，琢器造型厚笨，线条生硬板滞，缺乏灵性，胎体厚薄不匀；圆器胎体稍薄，但质地较疏松，以指扣击，声音不甚清脆。釉面大都呈粉白色，缺乏莹润感，釉色略显浑浊灰暗，有明显的水波纹。道光时期的器物，无论胎骨还是釉色均比乾隆时粗鄙晦暗。道光时期的青花瓷，早期呈色稳定，虽不太鲜亮却也淡雅宜人；晚期则呈色不稳定，有漂浮感。粉彩瓷多为色地且色彩较浓，而纹饰色彩却相对浅淡；此外，施以金彩的色釉瓷在这一时期也较为普遍。纹饰除承袭原龙凤呈祥，童子嬉戏，富贵牡丹等吉祥图案，还多见由各种彩蝶昆虫组成的“探花及第”和斗鸡戏狗的图案。而且纹饰图案有形无神，线条纤弱无力，构图松散零乱。无论从题材还是画面均显露庸俗颓废之景象，难觅先前皇家富丽豪华之气派。唯有数量极其稀少的“慎德堂”款的御用粉彩器皿，极为精美，迥异于同时代的其他产品。“慎德堂”是道光皇帝的堂名。景德镇御窑所产的器皿以三字直款的极为稀少。“慎德堂”款多为红料堆款，也有描金款，器皿多以折枝花装饰。道光时期的官窑器为青花篆款，偶见红料楷款。“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横列，无圈栏。民窑瓷则为“草记款”。 　　清代咸丰时期（公元1851年――1861年） 　　咸丰时期，国力衰败之极，连年兵变，百业俱废。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进一步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景德德御窑厂也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毁于洪杨兵燹而停止了生产。据《清档》记载，五年间，咸丰朝御窑厂总共才烧制御瓷2100余件，数量之少由此可见。而咸丰末年，公元1861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又致使许多珍品惨遭掠劫、毁失的厄运，因此，咸丰时期传世品极少。 　　咸丰时期的瓷器不仅数量不多，而且品种也比较简单。主要有传统的赏瓶、玉壶春瓶、象耳方瓶、盖罐、香炉、茶壶、碗、盘等。但在咸丰时期新见一种长方形斗杯，当为这一时期新品。咸丰瓷器胎体厚重且疏松，造型呆板笨拙。最典型者当数玉壶春瓶，腰腹粗大，颈部粗短。釉面浑浊泛白，厚薄不一，除和道光瓷一样呈水波纹外，还常出现桔皮状坑凹。而传世的咸丰官窑茶叶末釉瓷器则制作比较精细，如双耳炉、扁方瓶、小梅瓶等，釉色纯净深沉，风格典雅古朴，堪为这一时期的精品。咸丰青花瓷大都色调浅淡，给人漂浮感。遗存的咸丰瓷器，粉彩瓷相对较多，常用雪青、紫色和蓝色，且色彩浓重，显得俗艳刺目。纹饰主要为云龙纹和缠枝莲纹，也有人物等纹样。纹饰内容简单平庸，形象生硬呆板，构图涣散零乱。这一时期官窑也难见精细制作，民窑则更为粗鄙。值得注意的是，咸丰时期景德镇在陶瓷彩绘上出现了以安徽黟县人氏程门为代表的新的彩绘技法“浅绛彩”，这种效仿元代浅绛山水画家黄公望风格的画风，日后形成了一种颇为流行的文人画派，一直流传至民国初期。咸丰官窑瓷器款识为青花或红料的“大清咸丰年制”六字两行楷书，字体工整，无圈栏。而在浅绛彩瓷上则有艺人署名和钤印。 　　清代同治时期（公元1862――1874年） 　　至同治时期，政局稍见稳定。景德镇御窑厂也重整旗鼓准备恢复烧造，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停息十一年的景德镇御窑厂开始恢复生产。然而，从同治至光绪两朝，满清政权基本都掌握在叶赫拉那氏慈禧手上，此间虽出现了短暂的“同光中兴”景象，但整个社会依然陷于动乱和衰败之中。这段时期景德镇御窑厂虽一直在生产，但所制多为一些宫廷婚喜寿庆之应酬、赏赐物品。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李鸿章筹银十三万两，委派九江关署监督蔡锦青在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原址上，重新建造了七十二间堂舍作坊，恢复了御窑厂的烧造。同治御窑器以承袭前朝为主，如玉壶春瓶、赏瓶、棒槌瓶、蒜头瓶、石榴尊等。这时的瓶类比较流行双耳装饰。此外，同治还出现了如器壁高深的红地开光龙凤碗等新器型。较之咸丰同治瓷器的造型显得规整，胎质也见洁白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