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监督地方权力的舆论组织起来.docVIP

将监督地方权力的舆论组织起来 　　我们常把传媒刊登批评报道视为“舆论监督”,其实不然。就是仅从字面上看,舆论监督也不能等同于传媒的批评报道,尽管两者有很密切的关联。 　　一、舆论监督的主体是公众,不是传媒 　　“舆论监督”的概念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是1987年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当时对于舆论监督的内涵界定比较模糊,似乎介于政务报道和群众批评之间,没有人追问舆论监督的主体是谁。2007年十七大报告指出:“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可见,舆论监督不同于党内监督、民主程序的监督等等,是一种单独的监督途径。 　　相比党政和司法力量,舆论监督是软性的监督,力量在于舆论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它不是通过拥有有形的权力施加影响力,而是要营造一种精神方面的道德压力。那么它的主体是谁?我们通常把传媒揭露权力组织的渎职或腐败视为“舆论监督”,从字面上看,显然说不通。“舆论监督”是个主谓结构的词组,主语是舆论,即公众一定程度的集合意见,“监督”是动词,做谓语。因而,舆论监督的主体是公众。 　　 　　传媒的职能在于将公众发出的达到一定程度的意见(即舆论)表达出来,通过公开(同时即是放大)这些意见,对权力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形成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促使事物向好的一面转变。时至今日,各种大众传媒,尤其是以开放性见长的互联网(它的原始功能是通信,现在已具有一定的大众传播性质),成为这种舆论的主要载体。当然,载体在舆论监督中并非被动的中介,如何将无名而分散的关于某一问题的舆论集中起来,达到对权力组织监督的目的,对此我们以往想的不多。 　　传媒不是舆论的主体,长期以来由传媒发起的诸如“报纸批评”、“网络批评”等不是舆论在监督,而是传媒自身通过“监测+督察”的方式主动出击,提出问题。这些批评报道可能造成一类舆论源(也可能不能成为舆论源),但它在最初不是舆论,是传媒从业者的意见,形成的传播效果自然不是舆论监督的效果,而是传媒通过自身的报道直接形成的。所谓传媒代表公众进行监督,只是一种没有科学内涵的说法,不存在正式授权和约定。 　　二、大众传媒是一种专业的精神组织力量 　　 　　但是,作为载体的传媒并不是被动的。由于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是分散的,舆论监督若要产生监督效果,需要与其他监督方式配合,要拥有广泛的载体,否则舆论的监督产生明显效果颇为困难。分散而无名的公众,其自由表达权受到较多的限制、发声渠道远没有作为社会组织的大众传媒通畅。这时,传媒若关注到关于某一事实的舆论,就可以发挥自身组织精神力量的能量,调动并迅速放大已有的舆论。 　　具体来说,这里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传媒通过日常的报道、针对个案的调查性报道以及评论,发挥环境监测作用,让公众了解到权力组织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与公众的利害关系,引起公众讨论和参与,形成舆论,舆论对当事人和组织产生影响,从而形成舆论监督的情形。另一种是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关于某个事件、问题的舆论,传媒报道了这方面舆论,对某些当事人或权力组织产生了影响,从而使舆论的功能得到了展现。 　　在这两种情形中,传媒都没有直接对客体进行监督,而是退到背景烘托和议题设置的位置上,发挥着提升公众的知情程度,组织公众参与监督的作用。传媒在这里展现的是自身所拥有的、专业的精神组织力量。 　　三、人民网公布“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传媒发挥了自身精神上的组织能量 　　2010年4月12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了《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对这个季度地方党政机关应对舆情热点事件的得失进行考评。各传统媒体和各网站不约而同地对此展开报道,有的进一步展开报上或网上讨论,形成一种颇为热闹的舆论监督的社会氛围。 　　这次由人民网发起、各大媒体广泛参与的排名报道,明显地带有推动舆论对地方官员危机处理怠慢进行督促的目的。各报和网站以排名榜为依据,选取表扬或批评的角度,颇为平衡地将话题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种传播现象引发我们检讨以往传媒在舆论监督中的角色认知。在较多的我国传媒自称的“舆论监督”事例中,传播者充当了政论家、宣传员和鼓吹者的角色,而公众则充当被传播目标和受众市场的角色。在这种情形中,公众被视为不成熟的、需要传播者为他们筛选材料的信息接受者,而且筛选的标准常常不是按照新闻价值而是按照传播者的预期目的安排的,传媒揭露问题也只是为了教育群众。这时,由于公众事先不知道关于某个问题的基本信息,自然谈不上形成舆论,真正意义的“舆论监督”也就无从谈起。但这一次的排行榜报道,包括各大报纸、网站在内的传媒,摆脱了这种“支配者模式”,于是我们发现,原来传媒在组织舆论监督话题方面也可以做得很好。 　　1. 选取具备舆论监督基础的事件作为上榜事件 　　本次上榜的十大热点事件,大多是与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