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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灾难图片的伦理分析与探讨 　　当灾难发生,它所反映的是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重大题材,比如战争、疾病、自然灾害,这些会迅速激起绝大多数人的关注和反应;灾难大都具有大面积影响力,重要性可想而知;比较极端的现象又多为反常态稀有现象,能激发人类强烈好奇心;灾难新闻又契合人们关注周边生存环境的信息欲望。这一切都使得灾难新闻几乎符合了新闻价值中显著、重要、接近、新鲜、人情味等所有要素,它便毋庸置疑地成为绝佳的“新闻卖点” [1]。与此同时,图片由于其本身的特性诉诸形象符号,能把 “新闻卖点”直观化和生动化,对受众产生极大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更有效表现特定的现场环境和现场氛围,使得灾难图片成为灾难新闻极具优势的一个表现和述说形式。但是,有一种价值理念的灾难图片越来越广泛,即以死亡和残酷为主要诉求。在国际上这样的表达方式也很常见。而我国的新闻报道也渐渐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以死亡和残酷为主要诉求的图片,以期产生极大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从而实现更大的新闻价值。 　　一、关于“痛”、“恶”价值的升腾思考 　　灾难发生后,有些媒体为了图片感染力和冲击力,不断推出大剂量的惨烈图片来吸引受众注意,强化人们对灾难的一种情绪感知。灾难图片铺天盖地的流传造成了视觉上的“灾难”。也有媒体抓住对灾难中悲情元素的“开发”,片面刻意地追求悲情效果,把身陷灾难漩涡时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情感和悲悯氛围当作新闻猛料和炫耀题材,以此来抓取注意力和争取市场轰动。“媒体把‘痛’挖掘成‘恶’,把悲情‘升值’为一种阴暗趣味的稀缺注意力资源,成为市场竞争的工具。”[2]不管是大剂量以死亡和残酷为主要诉求的灾难图片的推出,还是将原本悲情的元素当作新闻猛料和炫耀题材,媒体的这些做法都是将灾难当作一种“材料”,将灾难中的人们当作一种“工具”,最终造成对灾难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问题由此产生:在一次次被这些图片带来心灵撞击的同时,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当母亲看到图片中血肉模糊的孩子会是怎样难以言说的悲痛?这样的表现方式真的带来最大最优的新闻价值吗?当生命的尊严摆在面前,我们该怎样在它和新闻价值之间作出抉择?当我们身处灾难现场,拿着摄像机的手该做出怎样的选择?而我们的内心又该有怎样的伦理判断? 　　二、关于波特方格的伦理推断 　　 　　波特方格模式是哈佛大学神学家拉尔夫波特创立的,它用一个方格来表示清晰的伦理推断过程,如下图所示: 　　注:按逆时针方向旋转,得到一个道德推理的过程[3] 　　例子:若你是一位身临灾难情境的摄影记者,眼前出现的是个面目全非的逝者。我们用波特图式清晰的道德推理来进行分析。 　　1.第一步就是“定义”,也就是关于事实的理解,对新闻事件以及相关情况的描述。结合实例,第一步定义的主要内容是对整个事实的理解:我正处于灾难现场,我眼前面对的是被砸得面目全非的逝者,那么,我要选择怎样的距离去拍摄这幅残忍的画面?如果我单纯用新闻价值来衡量,很明显这其中蕴含了我所想要的新闻价值元素,如果直观地表现甚至特写化,便可以最直接清楚地表达灾难的残酷,但这样的表达势必是对受害者及家属的伤害,这便是对整个情况的“定义”。 　　2.第二步就是“价值观”,也就是行为主体对所要采取的行动的判断。是要选择为新闻价值最大化而拍摄最具灾难效果的刺激性照片,还是选择考虑人本价值,保护被摄者及亲人的心灵感受和人格尊严?这就是第二步关于“价值观”的判断。 　　关于“价值观”的判断可联系在业界一直争论不休的新闻价值至上抑或人本价值至上。新闻价值至上者顾名思义是选择将新闻价值作为他们进行新闻工作的宗旨,不错过抓住最大化的新闻价值,以此来实现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新闻价值至上论者认为,身为摄影记者,应遵守新闻摄影记者的责任寻找最有新闻价值的画面,而灾难图片所包含的震撼力和冲击力远远超过了文字的表达力度,这种以“死亡和残忍”为主题的灾难图片具有更高的新闻价值。而“人本价值至上”就是提倡一切要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价值、尊重人的权利、维护人的自由、倡导人的解放[4]。人本价值至上论者认为,灾难新闻图片的影像会通过积累方式逐渐破坏受众正面的认知结构,在社会中形成看客心理和窥私心理,破坏社会整体的健康心理结构。[5]美国著名的传播学教授约翰赫尔顿认为这种灾难图片的过度展示是对新闻伦理观念的破坏,在他的名著《信差的动机:新闻媒介的伦理问题》中提出:如果新闻界只追求新闻价值而不论其内涵,使伦理观念不断受到漠视,这种自由总有一天也可能被剥夺[6]。波特方格的第二步就是对于价值观的选择和判断,这将直接影响你接下去所做的选择。 　　3.第三步就是“原则”,这是第二步“价值观”的延续,新闻工作者需要判断,这些价值选择需要建立在怎样的伦理原则上。选择新闻价值至上,遵循的是英国哲学家边沁和穆勒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