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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廊桥遗梦》中女权主义的再思考 　　摘要　女权主义电影批评作为女权理论的重要分支，借助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和文化分析学三种思维模式、采用不同的审视角度和读解方法，以详尽的本文分析破译了好莱坞电影的影像符码，揭露其深层次意识形态中的反女性本质。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和性别角色定型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廊桥遗梦》则以一部呈现为在反叛与回归中摇摆不定的女性电影为此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　女权主义；审视；意识 　　 　　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一度倾斜的中产阶级社会借此恢复了平衡。美国历届奥斯卡经典系列作品，如《克莱默夫妇》、《普通人》等就是关于爱情、婚姻、家庭，关于阶级、种族、性别秩序等不同程度的回归与复位的嬗变轨迹。而20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的以伦理道德等为包装，重申家庭神圣的影片潮流则直接造成了对女权主义电影的逆反，以成功的谎言强化了性别歧视。“第一部艾滋病时代的电影”《致命的诱惑》及此后的《本能》、《碎片》、 《晃动摇篮的手》等“复仇女性”电影以精妙的修辞策略有力地充当着主流意识形态全线倒退和巩固的载体。与《漂亮女人》之类少量当代版“灰姑娘”故事中宣扬赤裸裸的美国梦不同，这些经历了“否定之否定”后的家庭情节剧与恐怖等的复合类型中的女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弱者，她们处于性别倒置的位置上，以性作为武器嗜杀男性，似乎构成了一种以差异为名否定男性秩序、颂扬女性本质的“反意识形态”逆向性别歧视，但影片文本恰恰在一种“想象性解决”中放逐入侵中产阶级家庭的“恶魔”，把控诉的对象指认为美国现行体制的夙敌(女性)，借此使自己成为秩序中的一分子。与之对应的好莱坞主流。 《钢琴课》、《性?谎言?录像带》、《沉默的羔羊》这些同期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则以高明的诡计掩盖起性别角色的实质，让女性成为影片的“主体”，成为格雷马斯动素模型中的行动者／出发者。然而正如国内某论者所言，新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正是呈现出“修定”的女性形象。让“病态”的女人重新“正常”起来，成为男权大厦上坚实的一块砖。好莱坞的洗心革面只不过是虚假的骗术而已。 　　但西方的电影艺术家们仍同文学界斯皮瓦克提出“策略上的本质论”一样顽强地建构着真正属于女性的新电影。如同后殖民语境中中国的《炮打双灯》、《五魁》一样，它们随时都可能陷入重重的裂隙与误区之中。如何避免重新使用逻各斯中的机制?如伺避免双性唰体美学?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做着尝试；而美国新片“廊桥遗梦》则以一部呈现为在反叛与回归中摇摆不定的女性电影为此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廊桥遗梦》重述的是一个颇为陈旧的话题：一段被命名为“婚外恋”的爱情故事。并由此提出了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本能与责任、情感与道德的两难。然而不同于一般情节剧，影片文本很难找到经典意义上为“滥套故事”准备的两片“新鲜的嘴唇”一没有“以社会问题剧样式开端，以私人生活场景终结”，没有借助弗洛伊德之俄狄蒲斯情结或拉康之镜像、恶母学说的普及本，没有明显的类型嫁接术，甚至没有原小说中已准备好的“视觉冰激凌”以满足观众的“窥视癖”与“观淫癖”。不仅如此，影片似乎还有“冒犯常识”的“不轨”之举。这不仅是相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更是相对于观众而言一这已不再是那原有的熟悉、安全的旧世界。 　　本文主体中“缺席的在场者”理查德与长大成人的迈可则构成了家族联系，体现着社会秩序的禁止、压抑功能。“在好莱坞经典电影模式中，母亲性的欲求问题被压抑在对真正母亲状态的崇拜之中”，“但她们的无意识最深层地隐匿着恐惧和在父权制社会中关于她们生活的幻想”。也就是说，“她们处在潜意识俄勒克特拉(女性俄狄蒲斯)情结的需要、恐惧和欲望的范围之中”。所以“一旦母亲放纵自己能性欲来改变她的被指定在自我牺牲和养育孩子的方式之中的状态，它便给观众以冒犯真正母亲状态的替代性经历”。“她的性欲往往就定义了她的邪恶，而家族的联系则突出了社会秩序的禁止和压抑功能。这个妇人最终不是浪子回头，就是死路一条。”然而《廊桥遗梦》以奇迹般的“破坏性重述”给弗朗西斯卡找到了向第三度发展的道路：通过母亲状态、妻子状态和理智的追求结合而达到自主的程度。这颇似玛格丽特?富勒为女权主义文学勾勒的蓝图：“尽管她们仍处在这种崇拜带来的总体压抑之中，但这已经构成了一种诅咒和颠覆――以新的原则对处于从属地位的母亲状态进行重新估计。”男权社会的代表理查德和迈可的认同便为明证：那是理查德弥留之际的遗言(弗朗西斯卡，我知道你也有过自己的梦，我很抱歉我没能给你)；那是片尾迈可撒骨灰时精心设置的影像内涵的所指――弗朗西斯卡寻找到了精神完美境界。儿子也对母亲的“逾矩”行为给予新的认可。 　　但即使在此时，“破坏性重述”已经开始：传统的母亲一儿子的关系变成了母亲一儿女，这种人物关系的微妙变化使得母一女的关系不再被置于天然的否定位置上。影片进入主体叙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