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苏联与东欧历史剧变与冷战终结.docVIP

第九章 苏联与东欧历史剧变和冷战的终结 第一节 戈尔巴乔夫改革 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全会选举54岁的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当选使多年来颇为沉闷的苏联政坛出现了活跃的局面。全国上下也莫不对这位年富力强的总书记寄予极大的希望。对戈尔巴乔夫来说，面对苏联社会因体制僵化而陷入停滞的状态，也明白改革是苏联的必由之路。改革的难度与风险又极大，但他别无选择，惟有背水一战。 一、苏共“二十七大”和改革方针的确立 1985年4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对处于危机前状况的国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和改造，由此启动了新一轮改革的进程。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对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更换了14名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15名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一批具有改革意识的新人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如利加乔夫（主管组织工作的中央书记）、雷日克夫（部长会议主席）、叶利钦（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外交部长）等。地方干部也大幅度更新，组成了支持改革的干部队伍。在此基础上，1986年2至3月召开了苏共“二十七大”正式通过了改革纲领，确定了“加速”发展战略和全面展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并明确提出以“全人类利益优先”和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为基础原则、以创造和平国际环境为基本目标的对外政策“新思维”。“二十七大”还基本完成了全面更新党、政、军领导干部队伍的工作，为改革方针实施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出师不利的最初改革 “二十七大”后，苏联的改革从政治、经济两个层面同时展开。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讨论了政治改革问题，决定把加强民主和实现政治生活的公开性作为改革的重点。但总体上将经济管理机制的改革作为重心。同年6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讨论了经济改革问题，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国营企业法》草案。明确要求国家对经济的的管理从主要依靠行政方法转向依靠经济方法；规定“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应转向全面经济核算，实行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和自主经营。此外又相继通过有关计划、科技、物资供应、银行等方面进行改革的决定，并要求在两年内全部企业向新体制过渡。 由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在理论上没有解决企业的独立生产者地位的情况下，《企业法》赋予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仍然是有限的，所以经济改的目标在实践中很难落实，面临行政管理部门的重重阻力。另外，苏联对长期形成的畸形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对农业体制的深入改革末予重视，对企业改革的宏观决策缺乏具体可行的配套措施，在改革试点尚未取得成效的情况下，便仓促推行。因而，畸形的生产结构更加畸形。重工业在投资额及增长速度方面均超过了轻工业，与1985年相比，1986年重工业增长了6%，轻工业仅为2%；1987年较之1986年，重工业增长4%，轻工业仅为l%。商品零售额增长的预定指标也没有达到。几年内居民收入增加2130亿卢布，而支出只增加1940亿卢布。由于物资的匮乏，商品与食品供应的严重短缺，对市场形成了巨大压力，出现了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未满足的需求”的现象，既有钱买不到东西，这又进一步造成黑市的猖獗。 与此同时，政治上的松动带来的是社会政治形势开始动荡：苏联共产党领导层出现了分裂因素，社会上出现了政治反对派，民族分裂主义抬头。苏共领导人把眼光转到了政治领域，认为经济改革出师不利是因为党内干部的抵制及政治制度存在着问题，把改革重点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形成了政治改革优先、用政治改革带动经济改革的思路。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展开 在改革面临巨大的困难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和世界的政治、经济进行了思考。1987年，戈尔巴乔夫应美国出版商的要求，写了一本轰动世界的《改革与新思维》。在此书中，戈氏用了全书一半的篇幅谈改革，其中涉及政治改革的内容颇多。在他看来，苏联的政治改革是完全必要性的，而且是最重要的,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思路，就是把民主和社会主义结合。他认为改革的基础和主要动力是民主化；保障来自于公开化。这本书实际上成为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宣言，也反映了他政治改革的指导思想。 1987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再次讨论政治改革问题，决定通过重写苏共党史，批判和否定“斯大林模式”，为改革清除思想理论障碍。1988年6月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题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举行，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对政治体制提出了具体方案，建议对国家最高权力机制进行改革，恢复和加强苏维埃的实际权力。报告还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将其确定为政治改革的目标。根据这个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民主化的多项决议，决定进行人民达代表大会的公开竞选，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建立拥有实际权力的最高苏维埃。 政治改革的取向及其步骤在党的核心领导层中引起了分歧和争论，形成了以叶利钦为首的主张政治多元化的“激进派”同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