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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谬情境中的《立春》 　　[摘要]顾长卫将《立春》置于悖谬情境之中,呈现了影像、形象、情感三个层面的悖谬。在影像悖谬中,影片的色彩、声音、空间等都显示出悖谬特征。形象悖谬中,人物在美与丑、个人追求与社会认同的二元矛盾中显现了深意。情感悖谬中,爱情、友情、亲情也在矛盾的挣扎中寻找归依。《立春》呈现了理想与现实、逃离与回归、失落与寻找等多重意蕴。 　　[关键词]悖谬;影像;形象;情感 　　 　　中国古典文论中王弼有“言、象、意”的提法。作为一个电影文本,“言”主要指电影影像语言;“象”主要指形象;“意”则主要指情感意蕴等。顾长卫的《立春》将人物置身于二元对立的悖谬情境之中,在诸多的撕扯与游移中呈现出多重意蕴。 　　一、 影像悖谬 　　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身独特的语言。电影以影像语言作为存在的形式媒介。电影的影像语言主要包含色彩、声音、空间等。 　　(一)色彩呈现的悖谬 　　《立春》片名让人联想起春天的色彩斑斓、亮丽温暖,但电影色彩的整体感觉却是灰暗、寒冷、封闭和压抑的,呈现出低色调的特点。从城市的色彩来看,阴暗的天空、青色的屋顶、灰色的教工宿舍、破旧的街道工厂;从人物服装来看,也是低色调的,如周瑜的黑夹克、王彩玲的灰外套等。这种色彩占据了电影的大部分。与之相对应,也有一些鲜亮的色彩,如黄四宝的人体画、王彩玲的演出服装、胡金泉的紧身芭蕾舞演出服装等。可是,这种偶尔的鲜亮被淹没在日常生活的灰色之中,显得如此刺眼和格格不入。鲜亮的颜色并非意味着鲜亮,而是与主流的不协调,意味着被淹没和排斥;灰色的影像色彩也并非意味着沉重和压抑,而是指向立春的暖意。由此,影像色彩呈现出悖谬的特点。 　　(二)声音造成的悖谬 　　在《立春》中,呈现出杂语、乐音、方言等多种声音。各种声音在对比中呈现出悖谬特征。这种悖谬主要表现如下:第一,杂语与乐音。影片的一开始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其特点是混乱、庞杂、沉闷。在这杂语之上却有乐音响起。声音的杂乱与乐音的和谐形成一种相反相成的效果。第二,方言与普通话。影片中的人物对白多是方言,王彩玲、黄四宝等人的包头方言很符合这个小城。但是方言在与普通话、意大利语的对照中呈现出身份与追求的疏离感。 　　(三)影像空间的悖谬 　　影片的影像空间也呈现出悖谬关系。这种悖谬主要表现为:第一,现实空间与梦想空间的悖谬关系。《立春》的现实空间是小城,但梦想的空间却是北京或小城之外。人物身处的空间与梦想空间有着遥远的距离,造成了巨大的落差,形成了强烈的悖谬。生存在小城,梦想在远方,于是逃离成了他们的方向。小城与北京、现实与梦想、追求与跌落、出走与回归也就成为王彩玲们的二元悖谬,从而也使王彩玲们具有不同于众人的意义。第二,意象展现的空间悖谬。在文学中,“门意象”经常能凸显空间关系。如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里的“门”是万里船起航的起点,其空间视觉距离感更显辽远。在影片中,当王彩玲在中央歌剧院希望得到应聘机会时,画面上出现了王彩玲旁边敞开的大门。然而这道敞开的大门不是开启她的梦想,而是预示着她的原路返回。这里的“门意象”在指向和个人期盼上已形成悖谬。平凡世界的门是敞开的,洒满阳光,可是这样的温情安逸就是她的梦想之门吗?第三,影像构图呈现的空间悖谬关系。影片最后的一个长镜头构图突出了前景和后景的关系。“一部影片的最后一个场面往往是最重要的。由于它的特殊位置,所以它能相当于导演对前面那些场面的意义所做的总结。”??[1]??影片的结尾是王彩玲和孩子在天安门前。近景是母女的欢笑,远景是天安门。回归平凡的王彩玲寻找到了欢乐,可是远处天安门的钟声吸引她回首。远去的理想成为无法抹去的遗憾。近景的快乐指向远景的失落;影片最后王彩玲在巴黎歌剧院演出的场景不是现实,只是一个梦。这种近景和远景的悖谬关系再次强化了影片的主旨。 　　二、形象悖谬 　　在《立春》中,顾长卫将人物置入悖谬情境中,展示了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多面性,深化了人物形象的内涵。 　　形象悖谬主要表现为: 　　(一)表里的悖谬 　　《立春》中人物形象的外表和内里并不一致,形成悖谬关系。主要表现为:第一,外表的美丑与内心善恶的不符。“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和黑暗相共。”??[2]??外表与内心互相悖谬,不可调和。《立春》中的王彩玲是以一个丑女人的形象出现的。她身材臃肿,迈着八字步,脸上有黑斑,长着龅牙且眼角下垂,脾气古怪,打扮土气。但王彩玲很善良。同样的悖谬体现在王彩玲身边的张老师身上。她外表漂亮,可是漂亮外表的另一方面却是庸俗。外表的美丑与心灵的善恶交织相错形成一种张力。第二,相貌的美丑与才气的有无形成悖谬。相貌丑者可能很有才,相貌美者却可能无才。王彩玲虽然没有美丽的外表,可是却有一副好嗓子。黄四宝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