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禁巫述论.docVIP

宋朝禁巫述论 杨倩描 一 宋代巫师的活动是较为猖獗的。在两宋三百二十年的社会生活中，那些被官府目为“妖民”[《宋史》卷二五七《吴廷祚传》附《吴元扆传》]的巫师并非像童话故事里描绘的那样，只是在阴森恐怖的山林里出没，而是作为一种受社会习俗承认的特殊社会阶层，较为广泛地参与了宋代的社会活动。 宋人沿袭唐人的称谓，仍将巫师统称为师巫[唐山李义山所编《杂纂》中，例举了十条“不相称”的事例，“师巫魇死”则为其中之一。由此可见，唐人是称巫师为“师巫”的]。“师”指男巫，无“巫”指女巫。当然，把“师巫”称作“巫师”，或将其简称为“巫”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此外，对于那些巫术高超的巫师，宋人则将其与那些法术精湛的和尚、道士等齐观，一概尊成为“法师”[参见《夷坚乙志》卷一五《临川巫》]。 宋代巫师的数量惊人。宋仁宗时，江西洪州的巫师多达“一千九百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天圣元年十一月戊戌记事]；宋神宗时，江西虔州的巫师更多，有“三千七百家”[《宋史》卷三三四《刘彝传》]。对巫师称“户”、称“家”，而不称“口”、称“人”，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说明宋人是将巫师当作“专业户”来看待的，二是说明宋代巫师世代家传的比较多。 世代家传的巫师，宋人多称其为“巫家”。如鲁应龙的《闲窗括异志》记载：“巫家丘氏，世事邹法主。……今其子孙，尚以巫祝相传不绝。”再如，《夷坚丁志》卷二○《陈巫女》记载：“南城士人于仲德，为子斫纳妇陈氏。陈世为巫。女在家时，常许以事神。既嫁，神日日来惑蛊之。……于氏父子计，以妇本巫家，……遂令归母父家，竟复使为巫。”当然，这些记载也说明了宋代巫师家传的一些情况。 除去家传外，宋代自然也有“自学成才”的巫师。另外有些巫师也招收门徒，传授巫术[参见《夷坚支乙》卷五《东湖荷菱》]。江西洪州巫师招收门徒的方法很特别。他们的门徒，是从婴儿里挑选的。夏竦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婴孺襁褓，诱令寄育，字曰‘坛留’、‘坛保’之类。及其稍长，传习妖法，驱为童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天圣元年十一月戊戌记事]。这里所说的“坛”，指的是巫师行巫的神坛。“坛留”、“坛保”这类寄育制，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家传制。这说明，宋代巫师传授巫术是诡秘的，一般不传外人，在传给外人时，首先得把外人变成名义上的家人。这样，便于巫师保持自己巫术的神秘性。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宋代巫师大多是各行其是，互相封闭，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这一点，在巫师对鬼神的信奉上也有所表现。 《幽明记》说，魏晋时期的巫师舒礼自称“事三万六千神”[《太平广记》卷二八三《师舒礼》]。这并非妄语，因为巫师作为沟通人类与鬼神的媒介，为了适应民间对多神的信仰，他们大多都应是信奉多神的。但是，宋代有不少巫师却奉事“专神”。前面提到的“巫家丘氏世事邹法主”即是一例。再如，《夷坚甲志》卷一一《五狼鬼》载：“钱塘有女巫曰四娘者，鬼凭之，目为五郎，有问休咎者，鬼作人语酬之”。这些鬼神，只听巫师个人的传唤，这也充分说明了巫师之间的涣散状态。 尽管如此，但宋代巫师的个人活动能量却不容低估。南宋孝宗时，知长沙县王师愈在其《乞禁巫师疏》中指出：“臣窃闻荆楚之俗自古信师巫，然而近世为尤甚。其最为害者，有所谓把门师是也（言一家之事皆由其掌握也）。有嫁娶，不暇问媒妁，专信其勘婚；稍奉之不至，则离间两家，致嫁娶失时者多矣。有疾病，不敢求医药，专信其下禁；稍奉之不至，则恐动其亲属，不令侍奉，至有饥渴而死者多矣。比起死亡，则专掌其择地、选日；稍奉之不至，则託以山川之不吉、年月之未利，动经数岁，不获葬埋。……愚民无知，信其邪说，甘受此害而不悟，惟恐奉之不厚。以是，师巫家无非温户，甚可切齿。……”[《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一四]把门师也许仅是南宋荆楚一带所特有的。然而，北宋前期江西洪州的巫师，其活动能量也不比把门师差。知洪州夏竦在其《洪州请断妖巫奏》中指出：“民病，（巫师）则门施符咒，禁绝往还，斥远至亲，屏去便物。家人营药，则曰神不许服；病者欲饭，即云神未听湌；率令疫人死于饥渴。洎至亡者服用，言余崇所凭，人不当留，规以自入。若幸而获免，家之所资，假神而言，无求不可。其间有孤子单族、首面幼妻，或绝户以图财，或害夫而纳妇。……小则鸡豚致祀，敛以还家；大则歌舞聚人，馂其余胙。婚葬出处，动必求师；劫盗斗争，行须作水”[《文庄集》卷一五]。可以说，这种情况在宋代、特别是在南方地区，都很常见。当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只是程度轻重的问题。这一点，从下一节的讨论中也能看出来。 二 宋代巫师凭借社会上尚鬼信巫的风气，利用神权，对民众实施精神上的压迫、肉体上的折磨、经济上的剥削，不但破坏了社会的文明进程，而且也危及了宋王朝的统治秩序。这就导致了宋王朝禁巫活动的产生。 宋代巫师活动的领域较多。囿于篇幅、限于史料，本节只拟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