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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河北宗教状况述略 徐立群 北宋前期，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针对五代周世宗的灭佛政策，尽管对佛教采取了扶植其恢复态度，但从宋太宗开始，出于篡权夺位而制造“君权神授”舆论的特殊政治目的，则对道教更为尊崇。经过宋真宗时期的“东祀西封”、“天书下降”等一系列“造神运动”后，道教在北宋甚至获得了一种“半官方”的地位。到北宋中期，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则针对佛教势力膨胀的现实，对佛教采取了控制发展的政策。北宋后期，宋徽宗实施“尊道抑佛”的政策，转而对佛教进行压制。钦宗即位后，虽力图改变徽宗的宗教政策，但因面对亡国危局，加之在位时间极短，徽宗“尊道抑佛”的政策影响实际没有得到到根本扭转。尽管如此，但道教在民间的影响及其发展，却始终不如佛教。 在整个北宋时期，无论佛教还是道教，都出现了强烈的世俗化、庸俗化倾向。而这种倾向又促使民间宗教多元化的发展，导致了民间秘密宗教在北宋掀起了两次发展高潮。一次出现在宋仁宗时期，一次出现在宋徽宗时期。而且，这两次高潮最终都都导致了大规模民众暴动的发生。宋仁宗时期有王则暴动，宋徽宗时期有方腊暴动。这样一来，统治者更视民间秘密宗教为洪水猛兽，将其一概定为“邪教”，加以严厉禁止和坚决镇压。 北宋时期河北的主要宗教派别有三，即佛教、道教、民间秘密宗教。而这三种宗教的发展在北宋宗教的大背景下，也表现出了若干鲜明的地域特色。 一、佛教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契丹政权的崛起，在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以及契丹军队南侵的打击下，河北地区的佛教发展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如座落在行唐县境内、“层构楼台，凤翅飏烟，龙麟?翠，乃壮丽于中”的古道济寺，就是在后晋开运二年（945）毁于契丹军队之手。“于时，此寺遭荡爇之罄焉。殿阁严像，一而靡存；缁流俘虏，一而无返。” 到后周时期，周世宗以“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为重点，对后周境内的佛教又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打击，“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其中，河北被废的寺院当不在少数。例如，座落在镇州（治今河北正定）境内的龙兴寺大悲阁，在契丹攻灭后晋的作战中即被烧毁，观音铜像的上半截也被熔毁。其后，镇州人用泥补塑了上半截观音像。到周世宗时，观音铜像的下半截又被取走，熔为铜钱。“城中檀那又补塑”，其观音像遂成了“全是泥菩萨”。 入宋后，经太祖、太宗两朝的努力，河北佛教逐渐恢复了元气。镇州作为当时河北佛教的中心城市，其龙兴寺大悲阁内的观音铜像的兴废可视为河北佛教兴废的标志。 乾德年间，宋太祖虽已同意“重铸大悲之像”，但此事并未得到落实。开宝二年（969），宋太祖率军征讨北汉失利返回驻跸于镇州时，又主动提及此事。直到开宝四年七月二十日，宋廷才正式任命军器库使刘审琼为总监修，官拨经费，调集三千人工，“重铸大悲菩萨”并重建大悲阁。此项工程持续了十几年，直到宋太宗端拱二年（989）才完成。这尊铸金观音菩萨铜像高“七十三尺，其臂四十有二”，“威容烜赫”，成为河北寺院中标志性的建筑。 然而，由于此时的宋辽战争因宋太宗雍熙北伐的惨败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即由宋军主攻变成了辽军主攻，河北地区成为了宋辽鏖兵的主要战场。在这长达十几年的战争中，辽军采用“耗荡生聚、不令种养”的战法，凡攻城略地，“沿途民居、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对河北的社会经济及佛教寺院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宋史》卷三一○《张知白传》所谓“契丹寇河北，寺宇多颓废”之语是对当时情况的真实概括。 宋真宗景德元年，即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宋辽双方在澶州（治今河南濮阳）签定“澶渊之盟”、结束战争后，河北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佛教的发展也有了新的起色。 据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的官方统计，当时全国共有和尚397615人、尼姑61239人。各路僧尼分布人数如下： 东京：22941，京东：18159，京西：18219，河北：39037，河东：16832，陕西：16134；淮南：15859，江南：54316，两浙：2228，荆湖：22539，福建：71080，川峡：56221，广南：24899。 从总体上看，北方共计131322人，南方共计231283人。如果加上漏记的两浙数万人，那南方的佛教徒要比北方多两倍。由于南方在五代十国时期佛教一直就很昌盛，而北方佛教则因受周世宗灭佛的影响，所以北宋时期北方佛教在其发展规模上远比南方逊色也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在北方地区，佛教徒人数最多的河北，其次是东京、京西、京东、河东、陕西。河北佛教徒的人数比京东、京西两路的总和还要多。 在北方，各地区受到周世宗“毁佛”的打击基本应是相同。但河北佛教在契丹灭后晋战争以及宋辽战争中所受到的破坏却比其他北方各路要严重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在宋辽战争结束后的短短十多年间，河北佛教就能达到这样的一种规模，说明河北自身有较好的佛教存续社会经济基础。 宋代或明或暗流传的佛教有一是禅宗律宗净土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