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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武术与宗教关系之辨 　　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其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与同属文化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宗教有着密切联系和交集。所以对武术文化性质的定位及其与宗教关系如何界定，有些人不是很清楚，有人认为武术具有神学性质，是宗教的附庸，还有人认为中华武术是经达摩祖师从印度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发扬光大的，所以“天下武功出少林”。所谓“少林武功是佛教功法，武当武术是道教功法”之说，似乎更加印证了武术的宗教属性；一些拳种标榜自己是“神传仙授”以及武林中供奉“武圣关公”，更增加了武术的神学色彩。那么，我们就从历史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武术文化的定位及其与宗教的关系进行辨析厘清。 　　一、武术是以中国传统哲学和伦理道德为基础的独立文化体系 　　武术萌生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已具雏形，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形成体系。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正值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同时也是学术活跃、思想繁荣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从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成为中国文化的历史源头。也就在这个时期，中华武术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武术的思想理论体系得以形成，并成为两千多年来武术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思想源泉。中华武术于此时实现了第一次大发展、大飞跃，使武术从单纯的搏击格杀之术，升华到文化的层面上，至此，中华武术具有了“思想灵魂”。 　　张岱年和程宜山先生在其《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封建时代文化中发展水平最高、贡献最大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封建时代中宗教色彩最淡、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最浓的文化……在人类封建时代，差不多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处于宗教的全面统治之下，唯独中国是一个例外……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宗教的具有浓厚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儒家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中国传统的辩证法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在批判宗教方面却是相当雄辩的。中国古代哲学将事物内部阴阳对峙视为事物自己运动的动力，因而很难产生和接受‘第一推动力’之类的观念；中国古代哲学坚持宇宙是一个整体和过程，因而很难产生和接受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和与此岸世界截然不同的彼岸世界之类观念；中国古代哲学坚持‘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亦即本质与现象的统一，因而像佛教那样以世界虚幻不实的观念受到最坚决的排斥，如此等等……它把伦理道德学说和政治思想置于哲学的控制之下却有着决定意义。而这又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个是不必依赖宗教的力量去推行道德……另一个是不必依赖宗教的力量去论证政治……这就是避免了政教合一……近代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宗教负担最小的民族，这就是古代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硕果。”冯天输、吴积明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奥秘》一书中也有相关论述：“伦理道德观念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而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所概括的主要是世俗社会人际关系的规范，并没有与宗教意识混淆……各种道德意识又左右着中国文化，这就使中国文化的宗教色彩比?^淡薄……”以上专家学者的论述，正是对武术文化的属性及其与宗教关系的很好说明。 　　二、武术与佛教的关系 　　僧人练功习武是中国佛教界的一个特点，特别是还开创了影响世界的武功门派――少林武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把武术与佛教联系在一起，认为“武术是佛教的附属”，是宗教的产物。 　　笔者在认真研究了佛教的宗教信仰、宗教理论、宗教组织和活动、佛教文化等方面之后，没有发现支持武术与佛教有必然联系的有力证据，也就是说武术不是佛教本质属性的一部分，就像很多僧人懂得中医，能治病救人一样，不能说中医就具有宗教属性。不论僧人和俗家百姓，练功习武都要符合人体生理结构特点，都是肢体的运动。正常人与宗教信徒都是人，生理结构是相同的，所以武术技能也是相同，佛教武功常人也能练，民间武术僧人也能练。 　　在少林寺之前，僧人练武术早已有之，只是在隋、唐之际，少林寺僧人协助过李世民受到朝廷的褒奖以后，寺院武术才蔚然成风。佛教寺院僧人练功习武，并不是佛教信仰、教义的要求。其真正的原因如下：其一是为了保护寺院田产不受兵、匪及饥民的抢掠，也就是同民间的“看家护院”相同；其二是，佛教徒除了佛学功课和必要的劳动之外，其他活动很少，生活单调枯燥，通过练功习武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消遣娱乐。所以，僧人练武的原因和目的同民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佛教寺院武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少林武术了，其历史之久远、影响之广泛都是无与伦比的。它既是中华武术的一个特殊现象，也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特殊现象；既是中国的一个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世界的一个特殊文化现象。嵩山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是魏文帝为印度高僧佛陀扇多译经传教所建。从文献资料中找不到关于佛陀练功习武的记载，但他的两位高徒僧稠和惠光都是民间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