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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热点每日时评：年夜饭限时让亲情宴变味 如果说由于年夜饭预订太火爆，在菜品价格上涨近两成还可以理解的话，深圳、合肥等地餐馆借此机会增加了对年夜饭的“限时”规定，就未免显得太过分了，让人纠结，这样的年夜饭已经沾满太多的铜臭味，让亲情宴变味儿了! 年夜饭原本是最轻松的家庭宴会，如果商家硬要求在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内吃完，那就太煞风景了;更何况，吃年夜饭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也从来没有人这样规定，我认为这样的商家、这样的规定太愚蠢，赚了眼前这几个钱，说不定就自己砸了自己招牌。 当然，作为消费者，也应该文明消费，餐厅毕竟不是娱乐场所，不宜在饭后长时间停留，这点大家都可以理解，商家可以友情提示，有客人来了可以作适当解释，实情相告，但这样的强制性规定太露骨，让消费者寒心，也很不人性。 申论热点每日时评：解救乞讨儿童亟待更多政府行动 近日，知名学者于建嵘开设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颇受关注。据报道，一方面，是网友纷纷将乞讨儿童照片上传至微博，希望家中有孩子失踪的父母能借此信息找到自己被拐的孩子。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公安部门也对此予以回应，并提醒网友，如发现乞讨儿童有被拐嫌疑的请立即拨打110。 由学者发起，以微博为平台并由广大网友参与的这项“解救”实践，试图通过网络所带来的技术性变革，扭转以往在解救乞讨儿童上信息隔绝的困境。此项“解救”成效究竟如何，自然还有待时间来检验。但在“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这一微博运行仅仅数天之后，我们已经乐观地看到，微博所带来的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一社会力量如能保持良性运转，它所能带来的社会收益将无可估量。 在这个“人人都有摄像机(手机拍照)”的时代，经由网络传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网友具备了随时都可成为“随手拍”志愿者的心境。收获实质的“解救”成果，将只是时间问题。 旨在“解救乞讨儿童”的“随手拍”，还因其贴上了网络媒体的标签，而将担负起监督乃至倒逼一些政府部门履职的功能。“随手拍”是以网络为媒介的社会动员，它的社会属性和辅助作用异常明显。解救乞讨儿童的首要责任人仍是政府———当然，还可以具体到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 从法律上说，乞讨儿童本不应存在。《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均应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不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当地人民政府对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批评教育，并采取有效措施责令送子女或者被监护人入学”。仅就这一法条的施行而言，年满六周岁的乞讨儿童都应接受当地政府的调查和救助。尽管这一工作可能会涉及复杂的异地协作和部门协作，但“复杂”并不是地方政府可以一推了之的理由。 对于未满六周岁的儿童，也不应允许其乞讨。《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基本建立起了全方位保护机制。当作为最底层的“家庭保护”出现问题之后，“行政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理应无缝衔接。乞讨儿童集中在城市，且乞讨必须公开进行，因此，乞讨儿童的行踪并不难掌握。作为综合执法主体的城管，能否摆脱与小摊贩进行街巷追逐战的固有形象，也真正履行起管理和协调职能来———至少，城管在发现乞讨儿童后可区别情况及时联系公安或民政部门。 与此相关的另一项政府职能，是打击隐藏于乞讨儿童身后的刑事犯罪。除拐卖儿童外，刑法还明文规定了“强迫乞讨罪”———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即构成犯罪。对网友而言，在发现乞讨儿童之后，既可以“随手拍”上传到微博，也可以同时向警方报案。对公安部门而言，不管有无接到报案，也不管是网上还是网下的信息，只要是本地出现了乞讨儿童，都应进行调查处理。与司法的被动属性不同，侦查是一项主动的权能。并不是所有的乞讨儿童背后都有刑事罪案，只有经过调查之后才能排除暴力、胁迫或拐卖等犯罪嫌疑。从法治的角度看，对儿童乞讨熟视无睹，就是一种失职。 于建嵘教授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目前已引起了一些公安部门的关注。对于来自社会的信息支持，还亟待更多地方的政府部门关注起来，行动起来。 申论热点每日时评：“上春晚”后，农民工如何走进“春天里” 公众关注旭日阳刚,被《春天里》所感动,不仅是关注两个人的命运,更有对农民工这个群体的歉疚和同情。如何避免农民工“老无所依”,不要在城市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然后“悄然离去”,是所有有良知、对公平正义心怀向往的人无法漠视的问题,更是温家宝总理所说的“政府的职责和良心” 上班途中路过北京西站,春节期间显得空旷的站前广场又恢复了拥挤,人群中有不少是背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他们有的是探亲后返城,有的可能是第一次来北京讨生活,有的兴奋得东张西望,有的显得拘谨沉默。看到他们,不由自主在心里哼起了那首《春天里》。连他们很多人的装束和神情,都像极了春晚舞台上的“旭日阳刚”。 他们中多数人,一定都在家里收看了今年的春晚,听到了这首“代表”他们的歌。不知道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