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布尔和昆虫记.docVIP

法布尔和《昆虫记》 荒林 1839年，距英国伟大的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查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长达历时五年的环球旅行之后，在法国南部的亚威农师范学校附近，一座名叫雷·撒格尔的山丘上，年轻的法布尔（Jean-Henri Fabre 823－1915）第一次看到神圣粪金龟努力推粪的情景，内心感动不已。这位出身农家而资质优异的年轻人，自小与昆虫亲密无间，常常瞒着家人把昆虫捉到自己床头观察，已经积累了不少有关昆虫的知识。自此以后，更是紧紧跟踪那些被人们视为异类，甚至不屑一顾用双脚践踏而过的昆虫们。他仿佛成了它们中的一员，忘却了人类经验中的时空概念，他的双耳倾听到昆虫世界喜怒哀乐的声音，他的双眼看见人间没有的技能家和舞蹈家，他为它们精湛的建筑倾倒，也被它们绝伦的表演吸引，它们之间血肉相亲的情谊或反目为仇的愤怒，引起他深深共鸣。他悉心观察着人类社会之外的这些小个子居民们的生活，并用他的笔详细记录了下来。当时间推移到1859年，达尔文震惊世界的《物种起源》出版了。在这部企图解答生命起源之谜的巨著中，达尔文赞誉法布尔是一位“罕见的观察家”。 然而这位“罕见的观察家”，不久将要“戳一下变形记”（法布尔《昆虫记·卷三》），他的冷静的观察天才正是与他对于人类知识构成的反思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他钦敬达尔文的大胆创新，却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对于进化论的质疑。法布尔显然太过超前了，对于历史而言，似乎一切为时尚早。在神学中心时代，人被认为是神的造物，人们因深受黑暗宗教统治之苦，对于达尔文新鲜的人的起源说，充满了信任和热爱。当时被称为变形记的进化论，认为物种是由低级向高级进化而来，物种因要适应生存环境而改变自己的生命形态，从爬行物一步步进化到高级的猿，再由猿而进化成人，于是在芸芸万象共存的世界，人为万物之灵长，人既为万物之灵长，人就不是上帝的造物，而是自己的创造。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把人从神的禁锢枷锁里解放的同时，将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自我扩张前沿。然而人类集体性的反思，还要等待漫长时日。由于“进化”和“创造”的无限度倡导，进化论思想在一个多世纪中实际上成为了世界性主导意识形态，“现代化”的具体后果和人类生存的“现代形态”堪称人类“进化”的成果。幸而人类终有在自身的成果面前迷茫无措的时候，相信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某种质疑和反省的要求产生了。也许对于法布尔来说，这样的要求早在他的意料之中。而对于法布尔的读者来说，您也许要惊异这位与达尔文几乎同时代的伟人，他的卓越的“天真品格”，何以为人类忽视如此之久？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今天有幸读到法布尔，是否增多一份自我反审的勇气和力量？在足以使人异化的现代力量面前，法布尔的昆虫们，包括害虫们的轻声细语，无异于人类自我发热的一副清醒剂。 话又说回来，法布尔的《戳一下变形记》，立论矛头直指进化论，用的却并非咄咄逼人的论文形式，这篇不长的科学散文，以他自己观察的蜘蛛、燕子和百灵鸟的生活习惯为例，对它们自成系统的生灵法则表示敬意；又以泥蜂的演变和吃食比较为证，认为物种具有天赋的自我保存本能，而不是相反，急于变形进化。似乎法布尔通篇都在与达尔文对话，他说：“想把宇宙灌铸于一项公式的模子，让一切现实就范于理性的规格，这样做当然是一种蔚为壮观的大举动，是与人那无止境的抱负相一致的。”但他个人看来，生灵们的生存事实，就像一枚枚尖钉，会戳破人的理性构想。饶有意味的是，法布尔这篇专为达尔文写的“对话”，是在882年达尔文逝世之后。由此看来，法布尔已充分意识到进化论思想的深重影响及其反思的难度。尽管在他的笔下，一个旧沙丁鱼罐头盒内的小昆虫们， 就是一个个反证。 自1878年写《昆虫记》第1卷，到1909年完成《昆虫记》第10卷，法布尔始终在与进化论对话。这种对话的形式，生动绵长，有理有据，时常由美丽或丑陋的昆虫们自己出场，展示一幅又一幅生动旖旎的昆虫生活风俗图画，它们以生命语言构成“法布尔风格”，一种法布尔自己也引以为慰藉的“天真品格”，即孩子般对于未知的本能渴求与热爱，无所不在的对于生灵的关注与敬畏，以及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命状态。说到底，法布尔并不是有意与达尔文作对，他几乎是在承担着生存的贫困和科研条件的简陋的同时，自觉进行着人类理性及其知识结构的补缺工作。在长达三十多年的观察写作中，正是一种对于生命的敬畏态度，而不是妄自尊大立场，保证了法布尔在偏见排挤下初衷不改。他在自建的“荒石园”里孜孜不倦做实验，持之以恒观察，以平和的心情向我们传达像这样最朴素也最深刻的知识： 昆虫埋藏了小粪块，日后将有一簇禾本植物因此而长得油绿油绿。一只绵羊经过这里，将青草叼剪而去。结果，羊的后腿长肉了，这何尝不是人所希望的呀。食粪昆虫的工业，最终转换成我们餐叉上的一口鲜美的肉。（《昆虫记·卷5》） 今天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