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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第852期 寻找先生 本报记者 王晶晶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9月12日 12 版） 邓康延在为观众讲解晏阳初先生 王晶晶摄 10位先生站在展厅里，拥挤的人潮中，他们的身形显得有些单薄。毕竟，这只是用纸板做成的人形。但在9月2日这一天，却有很多市民到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为他们送行。印在纸板上的名字是：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 这些“先生”身后，正播放着关于他们的纪录片。片中，一个女声问：“你们了解胡适这个人吗？” “胡适？胡适？”一个身着校服的女高中生歪着头，疑惑地重复了两遍，“就是一个姓胡的人是吗？” 对于这样的结果，制片人邓康延并不太感意外。 20多年前，当他还是西安的一名地质工程师时 ，就开始对民国文化名人的结局感兴趣。后来，他改行做杂志、纪录片，拍过抗战老兵，收集过民国老课本。随着对民国历史了解越来越深入，他发现，曾经闻名于世的许多先生，如今不是被遮蔽，就是被忘却，就像“被一阵风吹了，神马都是浮云”。 两年前，邓康延和他的纪录片团队开始寻访这些民国先生的踪迹。最后，拍摄成果集成一部10集的纪录片以及一场历时16天的小型展览，展览的名字就叫“先生回来”。有人说，他是在为这些先生“招魂”。 “他们的背影，让我们看到这个民族的正面。”邓康延说。 9月2日闭展这天，40多位小学生站在先生面前，用稚嫩的童声合唱了李叔同的《送别》。这是邓康延为素未谋面的先生们送上的一份临别赠礼：“那是余音至今的民国歌吟，也是我们的悲欣交集的先生们渐渐远去的空谷足音。先生先生了百年，后生后知在此间。” 为什么这样有名的人，我们之前不知道？ 展厅里，一个小男孩拉着母亲的手，经过展板上铺展开来的这些先生的生平介绍，抬起头说：“妈妈，我不知道他们。”“之后你会学到的。”母亲有些敷衍地告诉他。 实际上，这些人的名字，在教科书里毫不起眼。在摄制组一位年轻女编导的记忆中，“胡适”这两个字只是语文试卷中的一个干扰项：“《狂人日记》的作者是： A 鲁迅， B 胡适”。选择胡适，就失掉了两分。 甚至在胡适的家乡安徽省绩溪县上庄镇，这个人的名字也曾被遮蔽了很多年。当地一位中年乡镇干部指着胡适故居的方向，在镜头前跳来跳去，显得很激动：“我们那个时候知道这个人是文人，是个反动的文人。” “为什么这样一个有名的人我们之前不知道？”学者熊培云说，“我们知道更多的是鲁迅，像匕首、像投枪这样凌厉的一个姿态，而胡适那种很温和的姿态，宽容、追求自由的形象，为什么在我们的教科书上没有呢？” 邓康延一直有为这些民国先生立传的想法。2010年，为拍摄抗战纪录片，他和深圳一些志愿者去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查找抗战时期影像。在那些战火纷飞的片段中，屏幕上偶然会跳出几十秒难得安逸的无声画面：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友人站在草地上，谈笑风生；胡适在北大红楼门口，和学者一一握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穿着长衫，笑容可掬，怀里还抱着个小娃娃。这些场景一下把他击中了。 那之前，邓康延恰好在云南腾冲搜罗到3本民国时期的老课本，这些小学课本的编纂者竟然是蔡元培等在内的民国知名学者。后来再去寻觅更多的老课本，张元济、胡适、晏阳初、陶行知、丰子恺等人的名字“哗哗哗”往前涌。邓康延觉得，20年前的想法现在已经成熟了，是时候该用影像为这些渐行渐远的先生立传了。 他首先选择了10位可以映照当下教育问题的民国先生。这些人中，有6位是大学校长，3位从事乡村教育，还有一位是崇尚独立自由的学者。 起初，摄制组的成员主要来自邓康延所在的深圳越众影视公司。一些朋友在酒局上听到这个拍摄计划后，也要求加入，其中就有国家形象宣传片总导演高小龙和《风声》的导演高群书。 高小龙是邓康延的陕西老乡，一直敬佩胡适。当他在饭桌上听邓康延说起这件事时，激动地用陕西话说：“康延兄，胡适谁都不许给，我来拍，不要钱都行！”拍大制作的高群书也要求加入。邓康延直给他泼冷水：“你们拍个电影都是几千万，我们纪录片一集也就几万元，很苦的。”可高群书说没问题，拍电影都快把手拍臭了，就喜欢拍这些纪实的东西。后来，他忙于新片无暇执导，但还是推荐了另一位导演。 最后，摄制组分成4个小分队，历时一年多，追寻这些先生的后人和学生，重访他们的故乡以及教学场所。拍摄素材剪成一部5个小时、10集的纪录片，在展览开幕那天首播。 这些影像连同铺陈在墙上的先生生平，让后来人唏嘘不已。一位南开大学校友现在才知道，创办南开的老校长张伯苓由于为国民党政府工作过，晚年被南开校庆拒之门外，甚至死后30多年里，骨灰5次迁移，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