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月影浮暗香　张大千与《荷塘月色》图卷.docVIP

一片月影浮暗香　张大千与《荷塘月色》图卷 　　就像大千先生的山水一样，荷花是他一生不舍的绘画题材。张大千画荷花，由石涛，八大入手，抒发自己丰富的情怀。一生绘荷五六十年，经历了先写意，再写实，复又写意，水墨、彩绘并举的艺术历程，与他的山水人物画一样，荷花是他并峙的另一座高峰。他多才、勤奋、高产，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许多精品留美于世，如果将他一生所绘荷作收集到一起，并且按年代顺序排列展示，那将铺陈出一条炫人眼目的芙蓉大道。 　　《荷塘月色》就是这条芙蓉大道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此幅作于1934年，张大千36岁时，横卷，纵46厘米，横622厘米。张大千才高气盛，撞作大画，但是三四十岁时的张大千所作大画多为山水，比如31岁那年他在北京长春寺，应住持之嘱作的《松下观瀑图》，就是一件丈二匹巨制，而大幅荷花不多见，横幅的长卷更为难得。从此作所费心血看，上款“永吉仁兄”是一位让张大千相当重视的人物。当年张大千作画润例，因为缺乏1929年以后的相关资料，所以无以确说1934年他的画价，但参照1926年到1928年(其中1927年澜例未变)他的润例，1926年花卉卷子是每尺4元，1928年每尺为6元。我们假设张大千自1928年到1934年这6年时间没有修订润例，即花卉卷子按每尺6元计算(当时画幅的计算与现今的平方尺计算方法不同)，《荷塘月色》当时的润资约为216元。这样的价钱对当时中上收入的家庭来说是什么概念?王中秀先生在《近现代金右书画家润例》的序言中，曾全文摘录一位名叫沈毓龄的人所记1934年5月他的家庭收支细目，颇能说明问题：沈为某洋行的高级职员(经理)，1929年3月的薪水为55元，1930年10月为64元，1934年为91元，应当属于中产阶级的收入，而这个月他的总开支为161.97元，其中43元为定期储蓄，属非日用生活开支，其他均为正常日用开支，显然入不敷出。以此可知，一位洋行的高级职员当年若要购买一幅张大千的画仍然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而事实上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张大千意识到自己的画要在全国打响，仅仅在上海发展是不够的，必须北京上海两地同时发展。所以进入1930年以后，他频频往返上海、北京举办画展，从此声誉日隆，展出的作品每次都被人订购一空。以此推断，1928年到1934年他的润例应该会有修订，提高的幅度也应该是明显的，换言之，也就是《荷塘月色》的价格应该更高。 　　那么永吉是谁，面子如此之大?此人就是当年号称北平第一名厨的春华楼菜馆掌柜白永吉。1929年5月，张大千在北京经友人介绍结识颇有诗书雅怀的须生泰斗余叔岩，两人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他们常常在一起吃饭，最爱去的地方就是春华楼。而每一次去，张大千和余叔岩几乎不用点菜，全由白永吉张罗，每一次两人都是吃得正合口胃。当时北京人有“唱不过余叔岩，画不过张大千，吃不过白永吉”的说法，说的正是三个人的绝活。台湾学者巴东先生对张大千有深入研究，他归纳张大千的重要嗜好时除书画治艺外有三点，一是旅游，二美食，三爱听平(京)剧。余叔岩与白永吉两个人占了他三项嗜好中的两项，怎么不让张大千开心呢!所以张大千凡去北京，总会到春华楼用餐，美食让他与白永吉结为好友。1934年12月20日，张大千与他的第三位夫人杨宛君结婚，他们在北京东方饭店举行婚礼，当晚的婚宴却是在白永吉的春华楼举办的。这就是白永吉的厨艺和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荷塘月色》是作者所见张大千三四十岁时候画的最大也是非常痛快淋漓的一件绘荷作品，由丈二匹纸四开后两张对接(46×622厘米)而成。画从左端开笔，一路铺陈，花叶生姿，草石点缀，浅浅的敷色蒙在淡淡的月光里，满世界水映云天，仿佛有风吹来，荷叶婆娑，暗香浮动……张大干画荷一生都受着石涛、八大的影响，石涛画荷丰姿溢美，八大画荷神韵内敛，一个重气，一个尚韵，假如以张大千的性格作取舍，似乎更接近前者。然而，他的高明在于涵汲两家，故其所作往往气韵互生，相得益彰。我们不妨退后数步遥赏此作，画的节奏、开台与顾盼呼应立现眼前，气韵令人游目驰骋。 　　渲染完毕，张大千调转笔头，即兴赋诗一首题于画端： 　　波翻太液接银潢， 　　闲看疏星曲槛凉； 　　可忆江南好风景， 　　女儿争贴额边黄。 　　真是才思纵横，想像无边，水墨渲泄得十分惬意了，忽然飞来一首绝句，犹如京剧的嘎调，把观众的耳朵都拎起来了，嘎调突然声止，余下的都是回味。所谓太液，就是太液池，汉代的太液池在今陕西长安县西，乃汉武帝为筑建章宫而兴建；唐代的太液池在唐长安大明官内含凉殿后；清代也有太液池，即今日北京的北海和中南海。而银潢就是银河，这是古人的叫法，如北宋大诗人苏东坡为酬答他的表兄、另一位大诗人文与可而作的诗《待月台》中就有“汉水东流旧见经，银潢左界上通灵”的句子。一卷荷花，绘出了张大千的兴致，脱口吟诗，举重若轻，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