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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安强，因为我选择坚强 　　我的中文名字叫安强，“平安”的“安”，“坚强”的“强”。 　　我是个普通又不普通的美国大学生。说我普通，因为我和所有大学生一样，每天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穿行于宿舍、教室、图书馆和食堂之间，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喜欢运动，也喜欢旅游。说我不普通，因为我是个盲人，却和正常学生一样，在普通的小学、中学、大学 读书，过着跟正常孩子一样的生活。这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幼儿园的启蒙老师。我上小学之前，父母为我去哪个学校而犹豫不决，因为我是盲人，通常是要上盲人学校的。可是，我的启蒙老师建议父母说：“安强在普通学校会比在盲人学校学到更多的知识；而且安强是个坚强、有毅力的孩子，给他一些压力和挑战对这个孩子是好事。”父母希望我像其他孩子一样学习和生活，也希望我像其他孩子一样有美好的未来，于是他们最终决定让我进入普通学校学习。我觉得父母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虽然在普通学校学习对我来说是个挑战，但这让我拥有了“正常生活”。这种所谓的“正常生活”对很多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对于我却是一种“奢华”。 　　我出生在洛杉矶。我是天生的盲人，左眼什么也看不见，右眼能看见强光。我小的时候，家人尝试给我治病，但最终失败了。我的二哥比我好一些，他可以分辨颜色，可以看见大的字，可以通过放大仪器来阅读书籍。然而我却不能，我只能利用电脑的windows软件去“听书籍”。这个软件可以把电脑中输入的各种文字信息自动转换成有声信息并朗读出来，这样我就可以“读”书了。 　　我觉得最大的遗憾，是：从出生至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模样。周围的朋友告诉我，我个子不高，皮肤也不算白，黑色的头发，嘴唇有点厚。我的两个眼睛和正常人不一样。一只眼睛大一些，另一只眼睛小一些。每个人对我描述的都不太一样，多多少少有一些出入。然而，他们所说的话留给我的都是一些不连贯的碎片，始终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象。我可以知道人类上万年的历史，可以知道地球另一端发生的重大事件，而“我到底长什么样子”，是我一生永远也不会知道的“谜”！ 　　上幼儿园时，父母把我送进一所专门为盲人开设的幼儿园。大概从那时开始，我开始意识到我和别的孩子有一些不同。跟别人不一样，不是什么好事，也不算是什么坏事。比如在课堂上，别的孩子用普通文具，而我用盲人用的打字机；课下别的孩子有很多时间去玩，我却要花费更多时间整理和复习所学习过的内容。我和别人还有一点不同，我觉得这也是盲人和正常人最大的差别，就是很多人认为，很多事情盲人是不可能做到的，而我偏要做，要证明给他们看我们盲人能做到。盲人是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的。总的来说，除了小时候在一些活动尤其是体育活动中，我不能和很多人一起活动以外，其他方面我和别的孩子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小学阶段（7岁到11岁）时，用的还不是电脑，那时候我大部分的工作是用盲文打字机完成的。学校里有一位老师可以读盲文，然后转写成普通文字，这样老师就可以读我的作业了。上初中以后，我从我的一位盲人朋友那儿学到很多电脑的知识，并开始使用电脑了。 　　我使用盲文打字机，所以跟别的同学比起来，完成一项任务我花的时间要多一些。不过我的老师能理解，而且考试的时候，老师会给我更多一些时间。 　　在美国的普通学校中，一般专门聘请一两位教师来帮助我这样的特殊学生，手把手教我们怎么上下公共汽车、怎么上下楼梯、怎样上厕所等。他们教我们做各种事情，以保证我们正常生活和学习。我有一位老师，叫斯黛文#8226;洛扎诺。他一直帮助我，从我5岁开始，到17岁中学毕业，他整整帮了我12年。虽然帮助盲人是他的工作，但我内心一直非常感激他。他非常有耐心，总是替我着想，生活上给予我很大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他还在精神上给予我鼓励和支持。他是我的一位良师，更是我的一位益友。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了，我很想念他。如果你读过海伦#8226;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知道她的老师安妮#8226;沙利文，你就不难理解我对洛扎诺先生的感情了。 　　说到海伦#8226;凯勒，我没有读过她的书，但知道她的故事。她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著名的、受人尊敬的作家，主要是因为她和她家人在困难面前的坚持不懈。如果没有家人和老师安妮#8226;沙利文的支持和帮助，海伦#8226;凯乐是不可能成功的。我非常钦佩她，不仅仅是因为她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她生活的年代跟现在很不一样，没有当今社会很多便利的条件，也没有当今社会的众多机会，而且人们对于残疾人的态度也跟今天不大一样。 　　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了亚历桑那大学。进入大学之前，我已经学会了西班牙语，所以我决定再学习一门“非普通语言”，于是便决定学习中文。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二是因为我喜欢历史。在中学阶段我就了解了一些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很悠久，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就不能算是了解世界的历史。 　　美国大学的学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