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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与嵇康诗歌气格比较 曹植与嵇康诗歌气格比较 【原文出处】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 【原刊期号】199501 【原刊页号】018-023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507 【 作 者】虞德懋 提要　文章对曹植、嵇康诗歌气格进行总体比较。由于魏晋时期社会思潮及政局的影响，士人们惶遽悲怆而又充满时代赋予的自由解放感，曹植与嵇康的相继出现，展示了这一时期“人类自我解放的历程”；他们诗歌艺术层面的整合乖离和分镳合流，成为后人风骚各领的审美取向；他们既恪守传统又别肇异端的人文性格，代表魏晋中古士人奋力寻找和重建失落的精神家园的人生之途，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可贵财富。 作为中古文学主潮流的魏晋诗歌颇具文化飚流征象，曹植与嵇康诗歌气格彼此催动化生时代大潮的起落，展示民族艺术审美历史分镳合流之所趋，并鸢翔着魏晋一代名士风流的人文之翼。诗歌气格内蕴相当宽泛，诚如黑格尔所说的“作品的意蕴比形象更为深邃”，诗歌的气格同样也较单一的气骨或语言更为深邃。曹、嵇之气格涵茹深广，宏内肆外，流泽诗史甚远，尤于历史大转捩处充分显现其特定视角。 　　一　　 魏晋时代，社会思潮起伏，政局剧烈动荡，曹植、嵇康诗歌之气格背后涌动着时代的历史巨澜，显示出社会环境变迁所趋导的历史必然性。 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１）］。曹魏代汉、司马晋代魏均在此时，政失根本，天下大乱迭起，同时又是思想空前活跃，多元并鹜，继先秦之后的第二度哲学的黄金时代，具有“决定这种或那种艺术出现”的“精神气候”［（２）］。这种“精神气候”呈现时代的普遍心理，隐藏着社会文化的心理结构以及士人风习的变化，染乎世情，合乎时序。魏晋之际儒衰道盛，儒家注重群体纲常，道家鼓舞个体放任，随着大一统局面被打破，人的自由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境地。汉末建安，儒家式微，文学由经学的附庸走向了独立。魏末正始，玄学崛起，提出了与汉代经学完全不同的思辨主题，士人心态、审美意识以及思维方式均发生根本性变化。由汉而魏，由魏而晋，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经过汉魏之际至正始年间发生了质的飞跃，转变为魏晋玄学思潮，形成汉代经学与魏晋玄学的鲜明对比，也形成曹植与嵇康诗歌气格明显差异。与魏晋时代大动荡、大裂变相关连，魏晋诗歌多种因素并存，极富智慧光芒，呈现出活跃的复杂态势，士人心头笼罩着惶遽不安，沉重悲怆，同时又充满着那个时代赋予的自由、解放的超越感。 曹子建风流如三河少年，他的作品表现出建安时代人的觉醒的诗歌主题。这是一个新旧交替充满企盼的时期，人性复苏了。发现自我，弘扬自我，期冀建功立业或退而立言以不朽实现人生价值，抒发拯世济时昂扬进取的精神和积极心态，反映时代真实面影，是诗人充满青春气息的时代歌唱，具有鲜明的个体解放倾向；同时又抒发着迁逝流变的“忧生之嗟”，不失儒家人格本位而与时代同步，这是时代的造化与赐予，其社会政治理想和人生态度与社会文化整合作用趋向一致，构成建安一代士人精进有致、沉郁悲凉的典型心态和作风，尤因其生平遭际竭蹶、个性兀傲不羁更现力度光彩，在此“世积乱离”的时代里更具撼人的力量。嵇叔夜如岩下之松，潇洒淡泊，朗朗照人。向秀《思旧赋》谓“嵇志疏而远”，诗人优游容与，游心太玄，目光投向老庄的自然，“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未若捐外累，肆志养浩然”，以自然大化的玄远境界看取人生。艺术视角更其审视自身精神世界，审美色泽趋向性灵的淡泊，纯是不同于建安时代而又同属人的主题即人的觉醒的别样吟唱，亦复积淀着特定历史文化释散的心理能量。这个时代思想解放，主体意识觉醒必然导致与之俱来的忧患意识的加深繁滋，而忧患意识的加重又必然强化和昭示人性的更大复苏，由此感到时光飘忽，人生短促，一种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眷恋始终困扰着魏晋士人。曹、嵇于此多有惆怅感喟，不过曹植因时代而形成的人格结构的冲突多表现为不能为世所容，屡试屡不见用，吁嗟“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嵇康则如其所云“轻时傲物，不为物用，有败于俗”，“富贵尊荣，忧患谅独多”，鄙薄世俗，显示出不同时期社会思潮使然的骤变心曲。 与时代思潮互为交织的是魏晋政局起伏动荡，上层政治圈密布阴霾，致使人的个体价值失却准的。但在相当一部分士人中儒文化观念仍然深藏于心，东汉名士政治理想名节精神并未因儒学地位下降而消歇，有时更其弘扬光大，曹、嵇、陶、谢皆如此。此种新旧价值观的矛盾，社会和文化关系失调，势必在政治上形成不可避免的剧烈冲突。汉、魏易代，执掌政权的曹氏杀孔融、杨修；此时已流于高度形式化的儒家礼法不允许孔融这样的具有“非儒”倾向的“儒变”者放言无惮，杨修则作了前于曹氏萧墙萁豆相争的牺牲。魏晋易代，大施淫威的司马氏更以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