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新阶段的“劳资博弈”.docVIP

如何应对新阶段的“劳资博弈” 　　劳资矛盾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矛盾，在中国出现并不意外。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经之痛”。但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高发，甚至出现风潮，必将影响社会稳定。 　　中国劳资转型之痛 　　半年内“N连跳”，一天内十多家企业发生停工事件。“劳资博弈”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成为近期我国一些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焦点。有外媒称，中国的劳资纠纷有扩散、蔓延的趋势。 　　劳资矛盾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矛盾，在中国出现并不意外。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经之痛”。但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高发，甚至出现风潮，必将影响社会稳定。回顾先发国家曾经的工运风潮，环视一些国家正在经历的劳资矛盾困境，众多教训和经验告诉中国，应对劳资矛盾既要审慎决策，更要积极而作为。 　　消解劳资矛盾，调处劳资纠纷，政府责无旁贷。这正是政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责所在。首先，政府定位要不偏不倚，改“亲商不亲工”为居中调停，努力实现双赢多赢；其次，应对措施要科学得当，增加对劳资矛盾战略性、预见性、对策性的研究，增长调处经验；其三，要进退有度，分寸精准。 　　实际上，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结构复杂化的今天，要拿捏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分寸殊为不易，有时甚至比“走钢丝”还难。 　　各地主政者既要回应劳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理诉求，维护其合法权益，又要考虑资方的转型压力和现实承受力；既要考虑到劳动者对“地板工资”、“围墙管理”的耐受力已经达到临界点，也要预想到一旦短期内涨薪速度过快，劳动关系波动过大，导致资本外撤，技能素质普遍偏低的产业工人，将会出现更大的就业难题。在劳方诉求和资方诉求中寻找出交汇点，在劳方利益和资方利润博弈中寻找出平衡点，在资方的自决式管理和社会的人文发展中寻找出精神共振点，是一道在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中统筹，在突出矛盾和多方诉求中斡旋的必答考题。 　　长久以来，中国飞速发展的前提和秘诀之一，是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这是13亿人民的最大利益。如何应对发展新阶段的“劳资博弈”，考验着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 　　应该清楚地看到，资方在利润充足的条件下，缺乏转型动力，甚至还会成为某种阻力。此时，劳方反弹和劳资矛盾的“后轮驱动”，从积极意义上看，正是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新动力。 　　顺应“后轮驱动”的改革浪潮，各地主政者宜通过加强劳动立法、硬化执法力度、推动劳资集体协商、工会改革等体制机制建设，实现劳资之间的对话、沟通、和解，带领中国平稳渡过劳资矛盾高发期的发展节点，步入和谐劳动、和谐发展的新境界。 　　延伸阅读 　　劳工事件新特点 　　从东南沿海地区一些外向型产业中发生的劳工事件看，可以显露出与以往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同的特点： 　　其一，行动主体虽然仍是弱势的农民工，但这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已有显著的不同。他们不会农活，对农业、农村、农民身份均不认同；他们有丰富多彩的精神向往和理想追求，渴望留在城市，怀有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对目前的生存状况并不满足。 　　这些80后、90后农民工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在现代化大生产的流水线上养成了工人阶级最基本的属性。共同的生活、生产经历使他们感觉到，且能较清楚地表达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利益的共同性，以及与资本群体利益的不同性和对立性。 　　其二，劳工事件已有了“主动”抗争的色彩。以往的群体性事件多是肇始于外源性因素，即由于他人损害了行动者的利益而引发。而近期的劳资矛盾事件则不再是权利丧失后寻找救济的抗争，而是主张伸张权利。 　　一些事件动员者有效地组织、动员员工，向资方的低工资、低福利制度提出了挑战，且以有理有节的行动使资方陷于被动境地。能以“和平、理性争取权益”的思想引领工友们将资方拉上谈判桌，进行协商。 　　其三，集体行动有了更多的理性成分。某些停工事件的牵头者，熟读三国演义，懂得纵横捭阖、进退有据的浅显道理；一些人熟读毛泽东诗词，了解简略的中国工运历史。事前，他们就确立了“和平、理性地争取权益”的总策略，将“提升工资薪酬”的斗争局限在厂区内，局限在经济诉求表达上，以“非暴力”、“不合作”为原则，停止流水线的操作。 　　其四，年轻的行动者在实践中学习谈判，学习妥协。停工事件，实际上就是劳资双方互动、博弈的过程。其间，既有对立、对抗、施压，也有妥协、退让，“讨价还价”。在停工的过程中，员工们逐渐懂得、学会了谈判和妥协。 　　劳工政策需调整 　　工人不满工资太低、收入差距太大、工作时间太长、生活成本不断增高，试图通过体制外行动维护自身权益，要求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这是经济高速发展同步伴生的社会现象。 　　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在历经经济结构由劳动力密集型、资金密集型转化为技术密集型的过程中，都曾遭遇过这些问题。台湾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产业转型升级时期，也曾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