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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的资金饥渴症 中国城镇化的资金饥渴症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邵晨钟 中国银行业2012年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展期，似乎凸显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有些严峻。今年初英国《金融时报》有一则消息令人惊讶：中国各银行已经滚转了四分之三发放给地方政府、最迟在2012年底到期的贷款。（《中国各银行大举展延地方债》）有媒体根据官方披露的数据进行计算，认为延展数额连本带息至少有3万亿元人民币。 有分析说是因为在金融危机期间，各地方政府大举向银行借债，为国家的经济刺激方案提供本地配套资金，然而由于地方难以产生充足的财政收入，导致部分债务无法及时偿还。在这些债务中，相当多的是偿还期超过5年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有些甚至长达10年，有些甚至在到期偿付时还未建完。面对如此巨大的债务偿还违约挑战，地方政府和银行似乎也只能延展而别无选择。根据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公布的数据，2012年底，地方政府未偿还贷款总额达到了9.2万亿元人民币。 不过，乐观的估计一直存在。“政府性债务的水平是可控的、安全的，”中国总理温家宝2012年3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表示：“大部分债务形成的是‘优质资产’，有现金流和收益……我们将通过它的收益来进行偿还”。然而，在2012年的最后一天下午，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央行、银监会联合发文《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再次强调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进行规范。广义的政府性债务被认为包括地方政府债务、铁道部门的债务、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等。 或许从银行业的数据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中国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0.98%,虽与年初持平,但已较2012年第三季度末的0.95%上升了0.03个百分点.银行业的不良率在去年第三季度首现反弹。面对银行业步入不良贷款上升周期,监管层近期开始推动地方政府力量加入，以加速处置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批转速度。据消息，中国财政部联合银监会已下发通知,明确各省可成立地区性的资产管理公司,负责收购处置当地的金融机构产生的不良贷款。 如同在江南水乡旅游一样，城镇化如果没有资金，就像没有摆渡的船和桥，无法达到河的对岸。城镇化表面上看上去很复杂，背后却是一系列看不见的资金在流动。为何城镇化过程中，地方如此资金饥渴？除了上述所说的在金融危机期间配合中央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配套的地方项目资金以外，可以说由地方官员政绩驱动进行的类似“移山造城”的盲目城镇化运动或许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并通过金融的加速，形成城镇化的“重资产泡沫”，表现为在目前的城镇化过程中，与民生关联度不高的投资活动往往超前，而与民生紧密相关的支出却往往滞后，形成“一个脚长、一个脚短”的局面，并且由强势地方政府带动而非市场的力量带动，这与现有的行政体制有关，即和行政规划主导的城镇化有关。 不少地方政府在GDP崇拜和政绩驱动下，直接成为了城镇化赛场上的“运动员”，秉持“把钱用在看得见的地方才能更充分的体现出政绩”的激进理念，导致城镇化过程中的出现偏差现象：多次修编规划、短时间迅速拉大城市的框架、通过移山平整出更多的空地以便承载更多的产业、超前建造更多的宽阔马路和大型机场、巨资建造奢华体育场馆和巨大体量的政府办公大楼、把城市中心地区建成为展示城市形象与成就的“城市客厅”、不惜承接产能过剩的产业落户本地工业园、花力气“腾龙换鸟”城市中心地区的企业并建设多个大型工业园虚位以待、建造无论是白天和晚上都人迹罕至的“鬼城街区”…… 对某些地方政府来说，城镇化就如同家庭装修一样，似乎做什么都很容易，只是不同的是需要很多“地”和“钱”。地还算容易，可以“圈地”挤占农民的用地、可以发扬“愚公移山”、“人定胜天”的精神去“削山”开发山地和林地、可以发扬创新精神改变用地的性质、甚至还可以用钱来买地，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而，对有些地方来说，钱却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更准确的说，借债和还债成了一种病症，一种犹如在沙漠中令人口干舌燥无法忍耐的“资金饥渴症”。 细看融资借债方面，由于国家《预算法》明文规定地方政府不可以举债，于是地方“创造性”地设立地方融资平台为地方建设融资，成为了普遍的“潜规则”。澳新银行的一份研报中称，2012年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城投债高达9420亿元，其存量自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增长了十倍，城投债大大缓解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但它本身是地方政府表外活动的一种形式，是“伪市政债券”。地方政府借道融资平台从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融资，并没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所有债权最终都由中央财政提供担保。因此，理论上讲，他们可以几乎没有限制的借贷。有专家指出，“城投公司”这类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实质，在于把地方政府基础建设和公共事业产生的债务信贷化。 有一点值得注意，审计署的数据显示，41%的债务本来是要在这两年期间到期的，巧合的